图析作为城市认知与设计工具的回顾性重构

 

摘要：围绕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时期、城市重构与新城发展研究时期、当代全球化多元主题研究时期3个阶段梳理了图析（mapping）的发展历程。聚焦全球不同地区，分阶段分析相关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制图语境、制图者身份与代表人物、研究方法与技法、对城市认知与设计的意义。研究发现：

 

1）人类对城市在认识论层面，由城市作为建筑向城市作为复杂系统转变；

 

2）制图者早期主要为设计师，如今主要为跨学科学者共同体与多元利益主体；

 

3）mapping操作方法与技术有地图剖解、比较、拼贴与组合等多样方式；

 

4）mapping在城市认知与设计过程中，可作为处理空间信息的管理工具、呈现与交流的工具以及启发设计的工具。通过呈现mapping作为城市认知与设计工具的近百年图景，以期为城市设计科学研究提供系统方法，为城市设计实践提供从认知向设计转化的可能路径。

 

城市设计是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核心实践，在从增量转向存量发展的今天，也是改善城市空间破碎、特色缺失、环境衰败等问题的关键工作。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1]要求在多层次、多尺度上优化国土空间布局，跨尺度、全要素、多维度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设计体系与内涵的重要属性与工作内容。这不仅扩大了城市设计师的工作范畴，也增加了城市设计创作过程的复杂程度，亟需科学、系统的工作方法与工具来应对。但目前对城市设计方法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端调查[2]、分析[3]、认知[4]和后端实施[5-6]、管控[7]、治理[8]，对于从设计认知到设计成果之间的过程语焉不详。而图析（mapping）可以实现跨尺度分析与设计，承载多要素以及链接多维度，具备回应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对城市设计实践新要求的能力，可作为辅助城市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从认知转向设计的有效工具。

 

地图（map）被定义为“促进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条件、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理解的图形信息”[9]；而mapping是指使用图形信息作为表达方式，在不同元素、符号或概念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10]。在建筑学领域，mapping被看作是建立在地图制图学基础上的“图示化设计实践”，基于对场所的深入调研与理解进行“创造性表达”，是一种解读与设计并行的设计思维与工作方式[11]。综上，map强调表达，呈现对世界认知后的结果，主要服务于读图者，用来传递信息；mapping强调过程，对既有信息进行连接，并进行再认识和再创造（设计），主要服务于设计师，用来解读现状并指引设计。

 

中国学者对mapping的关注相对较晚。2010年前后受到詹姆斯·科纳（JamesCorner）[12]和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Cosgrove）[9]等的著作和理论影响，部分学者开始进行mapping相关理论与概念的梳理。刘铨[13]分析了现有空间图示法的局限，从元素、层次、技术等方面对当代城市空间认知图示法的探索做了概述性的分类梳理。王海容等[14]、霍丹等[11]学者分别从多学科语境和文化内涵视角对mapping的概念演变、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初步解读。同时中国学者们在建筑[15]、景观设计实践[16]和设计教学层面[17]对mapping进行了初步应用，主要集中在城市意象[18]、城市公共空间[19]、艺术[20]等方向。

近2年，mapping在复杂系统剖解及设计中的优势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徐苏宁等[21]将mapping与叠图、量化分析等技术结合，对城市设计中城市图层系统构建技术方法与路径进行了初探。刘京一等[22]强调mapping在设计中的探索作用，梳理其组织信息的逻辑，并通过自身在教学中的实践探讨了mapping启发设计的过程和机制。

 

然而，这些概述回顾性文章多以随机时间片段上的知名设计师或研究团队的mapping实践为分析案例进行分类概述，很难探寻发展脉络，且文章年代较远，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多元化趋势的发展，mapping的应用也有了更多的形式，需要进一步梳理归纳。此外，mapping在中国的讨论与应用多集中在建筑与景观领域，少有城市视角的切入。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城市设计领域，以期梳理回应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对城市设计新要求的有效方法工具—mapping的发展历程，探寻该方法的演进、传承与革新过程。这将为城市设计科学研究提供系统方法，为城市设计实践提供从认知向设计转化的可能路径。

 

1研究框架

 

本研究在时间发展维度上的不同时间段内关注不同国家地区。一方面，在相同时间段内，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地区在世界大环境相似的情况下，因为各国语境不同而发展出的不同mapping方法框架与技法。另一方面，也在纵向时间线上，寻找不同国家地区在面对各时期不同核心问题时，在认识论与方法框架上的传承与革新。研究围绕mapping作为城市认知与设计工具的3个发展阶段展开：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时期（“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城市重构与新城发展研究时期（20世纪70年代—2000年）、当代全球化多元主题研究时期（2000年至今）。

 

“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面对欧洲老城环境恶化的现象，欧洲学者与设计师们质疑现代主义规划，展开了一系列经典的形态学研究，且各自成派发展出自己的特点。法国学派评估既有城市设计理论，验证城市形态，修正并创新对城市设计的认识和相关方法论；荷兰学派以景观与工程为导向，探讨城市与自然协同发展问题；英国学派以地理与规划为核心，研究中聚焦规划过程与工具，意大利学派采用了建筑师的视角审视城市。可见此时欧洲综合发展出从认识论到方法工具的研究框架，mapping内容与方法操作涵盖地理、景观、城镇规划、建筑完整学科图景。此时mapping侧重描述性与解释性，设计师与学者们通过重构历史演进过程深入理解城市，从而探寻城市未来发展策略。

 

20世纪70年代—2000年，欧洲国家与美国均面临因城市蔓延而带来的领土浪费和城市碎片化问题，针对如何完成城市重构并可持续建设新城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欧洲国家延续了对历史的关注，mapping的对象从城市转向郊区景观；美国在上一阶段欧洲学者们发展的通过图绘描述从而解释现象的技法基础上加入了量化工具。欧美两地的学者与设计师们共同尝试如何在宏观区域尺度上通过景观要素连接并协同城乡各要素从而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2000年至今，为了回应全球化数字时代的气候变化、灾难、疾病、种族冲突等城市面临的层出不穷的挑战，各地区开始在传承中发展应对策略与方法，mapping的对象、技法和作用呈现更加多元的特征。欧洲国家的学者传承了尊重历史的态度，采用新技术挖掘提炼历史城区非物质空间的优质属性，并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对mapping进行总结提炼；美国学者继续开发新技术与方法来回应美国当代城市问题；中国学者进入研究版图，在景观与建筑学领域探索了mapping应用的新可能。此时学者们跳脱出地域局限，在全球尺度建立地区间的连接并寻找相互借鉴的准则，因此在该时期的研究内容中增加了突破地域框架的全球横向比较类别。

 

本研究从4个方面分阶段分析mapping作为城市认知与设计工具的相关研究和设计实践（图1）：

 

1）制图语境（背景、目的、动机）；

 

2）制图者身份与代表人物；

 

3）研究方法与技法（工作尺度、制图主题、相关技术）；

 

4）对城市认知与设计的作用与意义。最后总结提炼人类在时间维度上对城市在认识论层面的转变，制图者角色的转变，mapping操作方法与技术的方式，以及mapping对城市认知与设计作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