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ping作为城市认知与设计工具的回顾

 

2.1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时期（“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

 

mapping是形态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意大利、法国、英国三大经典形态学派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此外，荷兰学者与设计师在多年实践中也发展出有特色的见解和设计研究方法。

 

2.1.1意大利形态类型学中的mapping

 

意大利学派从建筑设计出发，对现代主义总体规划方式进行反思，审视历史变迁并寻找建筑及其类型演变规律。学派代表人物以建筑师为主，包括萨维利奥·穆拉托里（SaverioMuratori）、卡尼吉亚（Caniggia）等[23]。mapping尺度涉及城市、片区、街区、地块与建筑全尺度[24]，在不同尺度上，以建筑对象与住宅区为研究单元，通过mapping寻找转型过程中建筑形态连续性的规律[25]，以便辅助新建筑的设计（图2）。

mapping所用方法是基于文化历史地图进行地图重构，技法上注重描述及呈现建筑对象和周围地块的物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意大利学派提出关注城市历史的视角，塑造了设计师尊重历史的态度[26]。mapping呈现的城市演进过程和在过程中提炼的建筑类型及相关知识也为历史建筑和小尺度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了历史语境与设计参照。

 

2.1.2法国多学科城市研究中的mapping

 

受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法国学派更注重理解城市演进背后的机制，评估理论实现吗，城市形态和空间模式，进行“设计批判”[27]。研究者包括来自哲学、建筑学、城市学、社会学、历史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学者，代表人物包括昂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菲利普·沛纳海（PhilippePanerai）等。在进行mapping操作时，制图者在地理、城市、街区、场所等不同尺度上关注不同研究内容，进行历史序列的重构，分离城市空间元素，比较空间类型，并纳入三维轴测图和图片分析[28]。总而言之，法国学派旨在为城市分析开发理论与方法框架，在新的干预措施中重新界定并发展那些在理论评估与实证研究中发现的规律。他们所提出的封闭与开放城市街区的概念，以及对干预单元尺度的思考，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

 

2.1.3英国城镇规划中的mapping

 

英国学派起源于地理学领域，侧重分析城市是如何和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建造[26]，也会结合用于规划决策的影响检验[29]以及城镇规划理论的构建[30]中，强调历史信息和当代行动之间的连续性。制图者主要以地理学家和城乡规划师为主，代表人物为康泽恩（Conzen）和怀特汉德（Whitehand）等。mapping技法以描述和解释为主，在城镇尺度重点分析“规划单元”及其组构关系。

在影响方面，除了确立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框架，英国学派所提出的地块建设循环（burgagecycle）、边缘带（fringebelt）、形态阶段（morphologicalperiod）等概念也成为规划设计领域广为使用的术语和分析要素。由于英文的普及性和英国学派直接涵盖经济发展、规划管理、政策法规等与城市规划直接相关的研究内容，此学派在全球规划界影响力最为广泛。

 

2.1.4荷兰分层与减构中的mapping

 

洪水管控和城市安全一直是荷兰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城市设计的研究重点在于深刻理解并探讨城市如何与自然和工程景观协同发展。同时，受意大利学派的影响，荷兰学者也意识到应该反对完全由功能和规划程序决定的形式，支持对城市历史的关注和研究。

因此荷兰学派呈多学科融合的特征，主要研究人群包括水利与土木工程师、景观设计师，城市设计师与建筑师，代表人物有莱恩·格特森（ReinGeurtsen）、汉·迈也（HanMeyer）、弗利茨·帕姆博姆（FritsPalmboom）。制图者们将mapping过程作为理解现状并指向设计的一种方式[31]，跨越了地理、景观、城市、地块、建筑与公共空间尺度，探讨各尺度上的空间组织逻辑，并关注尺度间的联动关系，在每个尺度上进行分层[32-33]和减构[34]，提取设计任务、问题或潜在的干预区域，以及设计干预的要素，辅助生成合理的设计结果。

在贡献方面，荷兰学派所提出的与自然和工程景观协同发展的理论与方法框架为城市设计更好地协调人居环境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系统化视角，其分层的mapping方法框架为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对城市设计“全域、全要素”的新要求提供了认知方法与操作路径，而减构制图为提炼空间特征并指引设计提供了过程路径。此外，荷兰建筑与城市设计事务所在全球的大量成功实践案例也为中国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