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重构与新城发展研究时期（20世纪70年代—2000年）

 

与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时期更专注城市历史维度不同的是，此时期的研究聚焦新城问题。欧洲国家面临城外领土散布和战后重建造成的城市碎片化问题，美国则主要关注城市蔓延带来的郊区宜居性问题。相关研究和实践聚焦如何整合景观与城市的关系等问题。

 

2.2.1欧洲国家城市重构中的mapping

 

20世纪70年代，为了回应欧洲各国因为不同地域情境而带来的领土散布和城市碎片化的问题（图3）[35-36]，学者们通过mapping理解城市蔓延的条件和过程，以及新、老城区在区域尺度上的空间形态关系与起源，参与研究与实践的以地理学家、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为主。此时与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时期相似，mapping更注重描述和记录，分析集中在区域与城市尺度，但mapping的对象从老城中心拓展到包含城外散布居民点的领土暨开放空间、基础设施和景观、农业用地等。

此外，情景规划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在mapping过程中，即基于领土在历史维度上的演进趋势，构建未来发展的不同可能性[37]。这一时期的mapping关注城市外领土和城市内未建成区，并通过整合设计建成区以外的景观要素来重构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的方式，为城市设计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方法框架，而情景规划第一次运用在规划设计领域，也是对规划方法的创新和补充。

 

 

2.2.2美国郊区扩张与城市设计实践中的mapping

 

20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北美的郊区扩张趋势，有关城市空间的研究较多集中在郊区、社区的转型和发展。代表人物如索斯沃思（Southworth）和欧文斯（Owens），他们的研究尺度在地理、城市景观、社区、邻里、街区、公共空间和建筑类型全尺度基础上，增加了街道长度、交叉口等细节[38]。

 

随着技术发展，研究者对城市空间认知视角更加多元，他们开始将mapping与城市设计创作结合，进行设计新方法与工具的探索。代表人物包括穆东（Moudon）[39]、詹姆斯·科纳[40]等，他们将GIS、航拍图与mapping相结合，加入了更多定量信息。在探索设计创作过程中，使用mapping建立信息连接从而指引设计的方法包括漂移、游戏板、层叠、根茎。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美国的研究在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框架基础上叠加量化工具，并以具有规划和设计艺术性的手法揭示了不同城市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41]，拓展了城市研究的方法与工具，在城市设计创作中也开始探索mapping作为认知与设计生成工具的方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