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重构与新城发展研究:1970-2000年Mapping方法的演进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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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构与新城发展研究时期(20世纪70年代—2000年)

摘要: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间,欧洲与美国面临城市蔓延、领土碎片化、郊区宜居性等共同挑战。相关研究通过mapping整合景观与城市关系,在欧洲聚焦于领土重构与情景规划,在美国则结合量化工具探索城市设计创作的新方法。

2.2.1 欧洲国家城市重构中的mapping

欧洲城市蔓延、领土散布与碎片化问题的mapping分析图
图3:欧洲城市蔓延、领土散布与碎片化问题的mapping分析图

20世纪70年代,为了回应欧洲各国因为不同地域情境而带来的领土散布和城市碎片化的问题(图3)[35-36],学者们通过mapping理解城市蔓延的条件和过程,以及新、老城区在区域尺度上的空间形态关系与起源,参与研究与实践的以地理学家、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为主。此时与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时期相似,mapping更注重描述和记录,分析集中在区域与城市尺度,但mapping的对象从老城中心拓展到包含城外散布居民点的领土暨开放空间、基础设施和景观、农业用地等。

此外,情景规划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在mapping过程中,即基于领土在历史维度上的演进趋势,构建未来发展的不同可能性[37]。这一时期的mapping关注城市外领土和城市内未建成区,并通过整合设计建成区以外的景观要素来重构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的方式,为城市设计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方法框架,而情景规划第一次运用在规划设计领域,也是对规划方法的创新和补充。

2.2.2 美国郊区扩张与城市设计实践中的mapping

20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北美的郊区扩张趋势,有关城市空间的研究较多集中在郊区、社区的转型和发展。代表人物如索斯沃思(Southworth)和欧文斯(Owens),他们的研究尺度在地理、城市景观、社区、邻里、街区、公共空间和建筑类型全尺度基础上,增加了街道长度、交叉口等细节[38]。

随着技术发展,研究者对城市空间认知视角更加多元,他们开始将mapping与城市设计创作结合,进行设计新方法与工具的探索。代表人物包括穆东(Moudon)[39]、詹姆斯·科纳[40]等,他们将GIS、航拍图与mapping相结合,加入了更多定量信息。在探索设计创作过程中,使用mapping建立信息连接从而指引设计的方法包括漂移、游戏板、层叠、根茎。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美国的研究在经典形态学派研究框架基础上叠加量化工具,并以具有规划和设计艺术性的手法揭示了不同城市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41],拓展了城市研究的方法与工具,在城市设计创作中也开始探索mapping作为认知与设计生成工具的方法框架。

常见问题(FAQ)

欧洲与美国在此时期面临的城市问题有何不同?
欧洲主要面临“二战”后重建导致的领土散布和城市碎片化问题,而美国则主要面临郊区无序扩张带来的城市蔓延和郊区宜居性问题。尽管问题表现不同,但两者都聚焦于如何整合景观与城市的关系。
欧洲学者在此时期的mapping研究有哪些新特点?
欧洲mapping研究的新特点包括:1)对象从老城中心扩展到城外领土、开放空间、农业用地等;2)引入“情景规划”的思维方式,基于历史趋势构建未来可能性;3)关注通过整合建成区外的景观要素来重构区域空间结构。
美国学者在mapping方法上有哪些重要创新?
美国学者在此时期的重要创新是:1)将GIS、航拍图等新技术与mapping结合,引入定量信息;2)探索mapping在城市设计创作中的具体方法,如“漂移、游戏板、层叠、根茎”等手法;3)在研究尺度上增加了街道长度、交叉口等更精细的细节。
“情景规划”在mapping中的应用有何意义?
“情景规划”在此时期首次被引入规划设计领域,意义在于:它基于历史维度的演进趋势,构建多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图谱,为应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创新性的规划方法与决策支持,是对传统规划方法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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