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景文化视角下西北区域风景营建内涵——“因山而成”

 

 

不同地域环境下的水系特征孕育了文化的多样性，西北地区的水系在生产生活中的功用及其引申出的文化象征，皆因山而成。

 

首先，在降水少、径流少、蒸发量大的西北地区，人类生产生活的水资源主要来源于2种类型：一是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和季节性水系，如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等高山山脉孕育的新疆绿洲系统和河西走廊，它们沿着山麓呈串珠状或带状分布，承载着人类的生存活动；二是高山“围挡”外流河地表水系形成的平原，如黄河水系遇见贺兰山、阴山山脉形成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以及秦岭与渭河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发展出了规模宏大的农业及生活所需的渠系网络。因此，在西北地区，没有高山就没有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水。

 

其次，西北地区自然湖泊多分布在高山和高原之中，这些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生活，高山湖泊美景因遥不可及而成为神仙仙境，所以自古就有“天池”“瑶池”的神话传说。秦兰池宫、汉建章宫、唐大明宫渐次勾勒出“一池三山”的湖山图景，成为后世皇家园林湖山营造的基本范式；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绝壑为池”的山水景象，诠释了隋唐山水营造与山川同构的“雄浑”气象。“一池三山”“绝壑为池”的山水图景折射出特定历史语义下的东方哲思和顺势而为的“西北”意匠，并且由于西北地区高山水景的珍贵和神圣，使其进一步成为东方造园审美的原型。

 

 

柳诒徵先生曾言：“世多谓文明起源于河流，吾谓吾国文明，实先发生于山岳。[6]”山岳文化由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嬗递而来，先民一方面从山形、山势的尺度、走向、形态产生对自然的敬仰，笃信山岳为莽莽圣地，是各派仙主神灵所居之处，由此产生了原始祭祀崇拜；另一方面，先民的生产活动极大程度依赖自然物候的辅助与馈赠，也因此朝对山岳、高台，祷念风调雨顺[7]。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山岳文化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历代帝王为求上天庇护，祈愿国家繁荣昌盛、国祚绵长，逐渐形成国家正祀、封禅之礼等政治行为，并且王族的祭祀与朝拜直接或间接地促成民间信仰的发展，民众为庆收、康健、消灾等愿望祈福祷告，自此山岳文化形成了由国家至个人的复合型功能属性，并逐渐历经时代变迁建立起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如五岳之西岳华山，《水经·渭水注》载：“其高五千仞，削成四方，远而望之，又若花状。[8]”屹立于秦岭东端“横空出世”，与东去黄河共同呈现出“岳渎相望”“枕关带河”的地理气势。历代帝王遵奉祭祀，是华夏文明的自然图腾和国家象征。

 

 

古代城池大部分都建在山的附近，将山与城池密切连结在一起[9]，山前冲积平原、山间盆地与山脉形成相应的庇护空间，极有利于屯戍与防卫，因此形成了因山而筑的城邑、长城、关隘、烽燧等工程。喀什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选址位于塔什库尔干河谷一处高丘地带，河道呈南北走向，河谷东西均为昆仑山支脉雪山，石头城选址营建即处于河道通视轴线的核心位置，并伴随高台地形烘托，更加凸显地理空间之险要。

正是由于山脉与沟谷地带形成了可供生存、相对安定的聚落空间，周围城镇去往帕米尔高原的路线也均汇聚于此，才足以造就极具战略地位的城邑营建空间格局。关隘的修筑最初作为交通要道的防务关口，后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着独特的美学属性和自身的传承，如玉门关、嘉峪关等关隘的选址营建，往往在山谷、河谷中部的显要位置，同山脉连接、呼应、相望，具有凭险而立的独特风景[10]。

烽燧在古代使用过程中以传递军事信息、边防驻扎等军事属性为主，通过观、瞭来满足军事功能需求，而如今，烽燧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内涵，对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也从军事功能转变为观赏、游历与考察，从而探究地域文化承载下军事工程风景营建的空间格局建构。

 

 

在同一地理单元中，由于山脉的阻隔，有些空间更适宜人类长久的聚居生产，有些则地势闭塞，土地贫瘠。而山脉作为区域风景营建体系中重要的自然环境要素，首先基于其自身内外营力的演进过程构成了一定的形态特征与自然要素，与此同时，人类的审美感知又将其进一步物化、空间化、标志化、拟人化，成为风景要素的一部分。

西北地区各类风景营建活动中，以中国地景文化思想为空间营构内涵，通过因借自然的手法来相地选址，使得人工工程营建与山水形胜之地相应和，通过风景对位产生空间秩序，借由“望山”来构成景象空间。在构成景象空间的表达过程中，“笼山水为苑”“冠山”“包山”“因山”而建的人工构筑，皆由山而得[11]。

秦始皇时期上林苑和朝宫(阿房宫)是以“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为观念；秦始皇陵选址，提出“选于骊山之阿”和“天华”形胜之地，因借骊山与渭水的自然景观形胜；隋宇文恺营造麟游仁寿宫时，笼碧城山和杜水西海、凤台山、堡子山，成为“山色苍碧、周环若城”的自然地景胜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