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内外水系变迁成因探究

 

摘要：【目的】避暑山庄作为当今存世的最大皇家园林，因经典的自然山水营构而享有盛誉。自 1703 年始建至 1911 年清朝覆灭，避暑山庄内外水系面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然而水系变迁成因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究。

 

【方法】梳理避暑山庄肇建后 200 余年间的水系面貌变迁历程，利用史料梳理论证与量化计算佐证相结合的方法，聚焦避暑山庄内外水系营建的历史过程，分析山庄引水工程、扩湖工程及河工制度存废对于水系带来的反向制约影响；以历史图档、文档记载为基础，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最早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监测数据及同时期的承德地区土壤流失情况为依据，从流域层面探讨了武烈河河道泥沙的来源问题。

 

【结果】避暑山庄肇建之初设定的引水点为河流交汇口区域，频繁的河相变化增加了山庄引水困难；康熙朝施行的扩湖工程，使得山庄东侧的武烈河行洪断面缩减超过 50%；围绕避暑山庄展开的“旱河岁修”“河湖清挖”“大河岁修”等制度的订立、完善与废弃历程耦合着山庄内外水系急剧变迁的过程；清晚期以来，武烈河流域内土地滥垦日益严重，1980 年流域内的坡耕地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1 025 422.30 t）与同时期武烈河流域年平均输沙量（1 070 000.00 t）接近。

 

【结论】避暑山庄的水系营建工程虽然造就了经典的水景观，但也助推了山庄水系的消退，而晚清以来武烈河流域内坡耕地过垦所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则是造成避暑山庄内外水系变迁的最关键性因素。避暑山庄内外水系变迁成因的历时性考察，是景观遗产多元价值识别的前提，也是挖掘、培育生态智慧的必由之路。

 

避暑山庄以其纳真山真水入园的恢宏气势而享誉中外，无论是从“山庄虽以山名而胜趣实在水”（乾隆语）的历史评价，还是基于“由汉唐以至明清，它是前所未有的以天然山水见胜的宫苑”[1] 的当代称赞，水都是沟通山庄内外的关键所在，有关避暑山庄水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水系营建的艺术性阐释[2-4] 向历史水系的真实性面貌探求[5-11]的转变。

 

真实性面貌固然是遗产价值识别的基础，但遗产中典型的人化自然、人与自然互馈机制，则有赖于景观面貌迁演规律的揭示。避暑山庄由最初的“草木茂、泉水佳”[12] 到后来的内湖淤塞、水系断流，山庄内外水系面貌历经了剧烈变迁，是探究景观时空变迁极其珍贵的样本。然而，目前此议题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关注，对避暑山庄水系面貌变迁过程展开全面探讨，既能避免由于变迁内在关系含混不清而导致的园林遗产价值认知的泛化、虚化倾向，也能深刻地揭示营建改造背后存在的历史教训。

 

1  避暑山庄历史水系面貌及变迁历程

 

 1.1  内外水系面貌概述

 

 避暑山庄选址于开阔的武烈河河谷地带，纳入了众多山林谷地，因此山庄内外人工水景与自然水系并存。避暑山庄宫墙内分为 “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岳区”四大区域，“避暑山庄内部水系”指宫墙以内的人工带状水系：自山庄东北角通过规则渠道引武烈河水流入山庄，最终从东南角排水闸流出。水系上由北至南分别营建了半月湖、长湖、如意湖、澄湖、上湖、下湖、镜湖、银湖 8 处人工湖泊，它们分布于山庄地势平坦的平原区；而占山庄面积约 80% 的自然山岳区的汇水则分别由松云峡、梨树峪、松林峪、榛子峪内的山溪汇入带状人工水系之中。“避暑山庄外部水系”指宫墙外围绕着山庄的水系，包括山庄北部旱河（如狮子沟、裴家沟等）和南部旱河（如广仁岭旱河、石洞子沟等），以及东部的武烈河，这些河、湖、沟、渠的变化共同表征了山庄内外水系的变迁。

 

  1.2  内外水系变迁历程

  

  从避暑山庄肇建至当代整修之前的历史时期内，山庄内外水系面貌大体经历了由自然山水向人工山水的转变。避暑山庄肇建之前所在区域的原始水系环境，除康熙帝（1654—1722）在《芝径云堤》诗中有所描述外，《避暑山庄记》[12]中也有“川广草肥，云壑渟泓，石潭清霭”的记录。在山庄建设初期（彼时称热河行宫），引水工程与防洪工程同步开展，得益于优渥的自然环境，康熙就地势在此营造出了一派自然天成的“江南风光”，开辟了半月湖、长湖、如意湖、澄湖、上湖、下湖；而后在宫墙之内又扩建出了镜湖、银湖。

  

  乾隆帝（1711—1799）即位后开展了大规模营建活动：于北部的狮子沟河谷、东部的武烈河河谷新建了宏大的外庙建筑群，对南部广仁岭旱河进行大规模开挖而成新河，避暑山庄也迎来了鼎盛期，也正是在此期间，避暑山庄及其周边区域旱河防洪问题开始显现，武烈河洪患致灾记载明显增加。嘉庆时期（1796—1820）之后清王朝江河日下，避暑山庄也难逃衰败命运，山庄东北角引水渠道以外的区域河床淤高致河堤顶与河面相平，至道光（1821—1850）年间已无水可引。光绪 （1875—1908）年间，山庄宫墙之内河湖虽屡有清挖，宫墙之外旱河、大河岁修不断，但终究形成了内部水系淤积、断流，外部水系河床年年淤高、灾害不断的结果（图 1）。

  

  这座占地面积达 564 hm2 的自然山水宫苑，自 1703 年肇建至 1792 年继德堂修建完成，持续建设近百年，但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精心打造的景观迅速呈现出残破、衰败的景象，其中山庄水系面貌的变迁尤为剧烈，这种剧烈的变迁背后有着多方因素的主导。

 

2  成因之一：山庄水系营建的反向制约

 

避暑山庄因地就势、以吞山怀谷之态展现出了朴野幽旷的皇家园林气质，诸多的匠心巧思使得“山庄以山名”而享有“胜趣实在水”的评价。或许也正是由于一直以来对于水景之趣的传颂，让人疏漏了山庄水系营建过程中存在的反向制约影响。

 

 2.1  引水口设定的影响

 

 避暑山庄的引水口设于武烈河凹岸，河流凹岸水流流速快、动能大，仅从引水效率来讲，引水口设置于此能更好地保障山庄用水需求；但宫墙外引水口的上游不远处即为狮子沟与武烈河两河的交汇口，而河流交汇口处水流冲淤导致的河相变化远比其他河段频繁，档案记载乾隆晚期此区域河流便有 “西趋”“淤高”之势[14]。加上 1840 年前后的旱河挑挖、引水闸渠清挖等工程敷衍塞责[15]，导致引水渠道淤积壅塞，山庄内最主要的水源被切断，宫墙内河湖淤浅、干旱。清代河工舆图《热河城外河山图》[11] 显示最迟至1884 年园内已无引水道，半月湖及其以下水系已淤塞而不见踪迹。作为避暑山庄内部系列水景的开端，引水口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处于河相变化明显的区域而又无法保障高效的河道清挖，避暑山庄的内部水系几乎成了无源死水，蜿蜒曲折的湖泊水系势必面临淤积、断流威胁（图 2）。

 

 2.2  扩湖工程的影响

 

 由康熙年间的宫廷画师冷枚绘制的《热河行宫图》可知，避暑山庄宫墙内的镜湖、银湖是在半月湖、长湖、如意湖、澄湖、上湖、下湖之后增扩的。从这幅写实风格的山庄全景图可知这一时期山庄东南边界的泄水点即现存的水心榭水闸位置，而图中用以扩充镜湖、银湖的空旷区域后来建有戒得堂、清舒山馆、文园 3 组大型建筑群。根据《承德府志》记载，清舒山馆中的临水建筑畅远台是“周垣旧基亘为长廊”[16]351，从现藏于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清舒山馆分景图》可知，畅远台是一处随水岸蜿蜒的曲线崇台 （图 3），“旧基”即指湖区东扩前的山庄宫墙墙基，畅远台的建设利用了原宫墙的部分基址。由现存畅远台遗址可知，其台基延展方向与园内残存的石墙基方向一致，此残存虎皮石墙基的中段、澄湖“香远益清”东侧的高台之上，有一处原流杯亭门遗址（现流杯亭门以西约 80 m 处）。


沿避暑山庄水心榭—清舒山馆遗址—新所东侧—花神庙遗址西侧一带，现存有约 960 m 的南北向条带状地形隆起，其中的部分段残存有虎皮石墙基，推测此地形即是扩湖工程之前的旧宫墙的夯土墙基，是营建澄湖、上湖、下湖等湖景时开挖出的土方堆积。仔细比对冷枚《热河行宫图》中各湖泊的相对位置可知，扩湖工程前的避暑山庄东南侧宫墙位置，与现今山庄内隆起的地形相吻合，它连接着原流杯亭门遗址、清舒山馆畅远台遗址、水心榭水闸，与现存宫墙相比整体靠西、更远离武烈河河道 （图 2）。

 

 镜湖、银湖的开辟为避暑山庄内扩充了大面积的造景空间，新增水面面积约 78 000 m2，镜湖岸边的游船码头遗址、银湖文园中的过船水门均表明了水上游线的存在，扩湖工程后开阔的六湖与幽静的银湖、镜湖区域被串联起来，完善了山庄水上游线；从造景艺术上来讲，扩湖工程化解了从山庄核心景区可直接看到东部宫墙、园林边界一览无余的尴尬，也消除了从山庄借景磬锤峰视距不足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园内景观层次[11]；但这却给山庄外的武烈河河道行洪带来了极大影响：扩湖工程前避暑山庄宫墙与武烈河东岸一侧的山体距离约为 480 m，即现今清舒山馆畅远台遗址与龙泉公园山脚的直线距离，而镜湖和银湖开挖后，山庄宫墙、堤坝（武烈河大坝）向东南拓展，武烈河大坝与对岸山体的直线距离骤降为 150 m，原来宽广的河道在此区域急剧缩窄，行洪断面面积缩减到不足原来的 50%，形成了河流行洪卡口，卡口上游壅水、倾泻量骤减、泥沙落淤抬高河床，导致河道泄洪压力剧增（图 2）。由于河道行洪不畅，承德地方主政者不得不通过清挖旧河身、挑挖新河道、清凿阻水山嘴等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而扩湖工程后频繁的系列河工工程，持续地影响着山庄外武烈河段水系面貌的迁演。

 

2.3  河工制度存废的影响

 

作为内外水系连通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精妙的水系面貌由系统性的河工制度所维系。按制度类别及成形时间的先后，可大致分为避暑山庄外的“旱河岁修”、避暑山庄内的“河湖清挖”以及避暑山庄东侧武烈河的“大河岁修”制度。

 

最早明确记载的避暑山庄外旱河水患是乾隆二年（1737 年）山庄南部的广仁岭旱河山洪[17]73，1769 年山庄南部旱河的石洞子沟开始出现山洪水患[17]182，1770 年山庄北部旱河狮子沟出现山洪[18]。乾隆时期避暑山庄外的南北旱河山洪致灾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史料记载它的发生频率大致为 10 年/次，与山庄宫墙外北部河谷大型寺庙的修建也存在时间上耦合 （图 4）。

 

1782—1827 年，承德府人口增长超过 165%[16]729-730，沿旱河两岸逐渐形成了人烟辐辏的街市，“山水大发”“宣泄不畅”“山洪溢入街市”“冲坍铺面、兵房”等奏折档案记载反映出承德地方人水争地的突出矛盾。旱河山洪带来了严重后果，清政府开始实施规模性的旱河整治工程：1771 年广仁岭旱河河道向南拓宽成为新河[19]，然而新河开挖并未如预期一样让山洪防控一劳永逸，系统性的旱河挑挖工程于乾隆晚期逐渐展开；至 1799年旱河岁修制度成形，虽在 1843 年该制度曾被谕令中止，但此后仍有开展，直到 1874 年才停止，而开挖的新河则逐渐发展成为当今承德古城区内最繁华的带状水系。

 

避暑山庄园内的河湖清挖工作由乾隆早期的零星清挖，到嘉庆初年至道光年间成为每年夏秋之际施行的清挖年例[20]156，后于 1842 年因“生息银两不敷”而暂停，其后的 20 多年时断时续，直到 1872 年园内河湖清挖才再一次成为定例[20]144。山庄内河湖清挖制度经历了 “制订—暂停—废弃—再制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避暑山庄园内河湖水景出现淤浅、干旱，导致湖中河莲根株无存，其后山庄引水道、半月湖、长湖水系消失，直至 2002 年经水系考古后，才陆续恢复引水道、半月湖、长湖及山庄核心区六湖的面貌。

 

针对避暑山庄东侧武烈河的“大河岁修”，则是在 1883 年武烈河洪水倒灌入避暑山庄后，经历先后两期、共耗费 479 773 两白银[11]的大型河工工程后达成的共识，此项工程包含对武烈河的挑浚、砌筑各式拦水坝、疏通泄水沟、錾凿山嘴等，在这之后的 1888 年夏，刊刻“武烈河西崖大坝岁修章程”碑，标志着大河岁修制度的最终确立，它在山庄河工制度中成形最晚，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逐渐消失。

 

 

河工制度虽不像工程措施那样直接作用于水系面貌，但通过梳理避暑山庄宫墙内外河工制度的订立、完善及废弃的全过程，可知该过程耦合着山庄内外水系的急剧变迁 （图 4）。系列河工制度是基于河湖水系问题的显现而逐步订立的，制度的完善与否、执行力度的强弱又决定着水系面貌能否维持，河工制度的存废即决定着山庄内外水系的淤畅状况。

 

 3  成因之二：山庄内外河湖泥沙的大量淤积

 

 水系变迁的直接原因是水流与河床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水流和河床的相互作用是以泥沙运动为纽带，因此探究山庄内外水系变迁成因的关键是探讨泥沙的来源问题。避暑山庄内外水系虽以宫墙为界，但引水工程沟通内外，因此泥沙既有山庄内顺峡谷水道汇聚的，也有山庄外流域范围内随河流挟带而来的。

 

 3.1  山庄内易蚀土层与地形雨的存在

 

 康熙时期山庄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极佳，尤其是宫墙以内有成片原始森林，乾隆时期还补种了大量树木[21]，即使在良好的植被条件下，避暑山庄园内仍然存在着水土流失问题。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中的“澄泉绕石”诗注中写道“雨后溪壑奔注，各作石堰以遏泥沙，故池水常澄澈可鉴”，这也与承德地区的土壤特性密切相关：境内海拔 600 m 以上的中低山地为棕壤（37.7%），低山丘陵多分布褐土（58.5%），河川谷地为草甸土（3.8%）[22]，避暑山庄山区阳坡、东坡广布褐土层，相较于棕壤层，褐土层抗蚀性、抗冲性更弱。除山庄土壤易被侵蚀外，园内特殊的山地地形也更容易形成地形雨：1715 年康熙驻跸山庄，大学士松柱认为“今年（避暑山庄所在区域）雨水甚大”，康熙则根据 1709 年、1714 年观察到的山庄更高的洪水位予以了批驳，认为在山地地区山水与雨水的叠加效应是判断雨水大小与否的重要因素，指出“有山之处有一种‘浇山雨’，忽然下来，时或冲山沟，时或不冲山沟，即如今榛子峪等处，两沟山水下时，一沟有水，一沟无水”[23]。

 

 这一史实表明了避暑山庄内地形雨确切存在，究其原因应是避暑山庄的榛子峪正对湖区，峪口能像撮箕一样收拢来自湖区的水汽，水汽受热沿着沟谷被地形引导而抬升，越往深处气温越低，最后凝结成雨或者雾，形成康熙所称的“浇山雨”。避暑山庄内广布易蚀土层以及利于地形雨形成的山地峡谷，在承德雨水集中并多暴雨的天气影响下，山庄内因雨水冲刷而成的泥沙自然不在少数，这些泥沙沿各条溪谷顺流而下，最终汇集于山沟、湖泊之中。

 

 3.2  山庄外河流堆积与侵蚀现象严重

 

 自乾隆晚期记录的位于二道河子附近的武烈河段有“西趋之势”以来，山庄外的河流改道现象未曾断绝。为应对此问题，乾隆时期曾于武烈河滩挑筑沙堤，嘉庆时期曾设榆屯坝[14]，但都收效甚微；至道光时期因积年砂石淤垫，引水武烈河的进水闸口被淤泥壅塞[15]，而到了光绪时期武烈河已在狮子沟西岸、流杯亭门东岸的河槽中冲刷出了大湾[24]，河工舆图[11] 显示山庄东侧的武烈河较原来河身已完全改道。

 

 在清末民国时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山庄北部普陀宗乘之庙前的狮子沟历史照片中可直窥这一趋势：以同一虎皮石堤坝为参照，1909 年从庙前的石拱桥可知淤积已深，但河床尚深且防洪堤坝完整；1912 年河床有明显的淤积加深趋势，宽阔的河床成为人行道路；1924 年堤坝被冲蚀，河床上出现了河水漫流后留下的河槽；1930 年堤坝被进一步冲毁，庙前大片原属开阔的台地、道路的区域被侵蚀，河床逼近墙根位置（图 5）。

 

从流域层面来看，避暑山庄位于武烈河流域的下游段，且靠近该河汇入滦河的入河口区域，山庄水系会深受流域内的水文状况影响；而处于下游段的河流河道堆积造成的河床抬高与河岸侧蚀造成的河道加宽现象本就明显，无论是狮子沟还是武烈河，倘若水流挟带大量泥沙宣泄而下，水系变迁则更加反复无常。

 

3.3  土地过垦导致的水土流失

 

为探求山庄内外水系河道泥沙的主要来源，笔者选取基础信息记录完整的 20 世纪80 年代数据展开分析：利用 DEM 数据及最早的 1980 年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监测数据，提取出武烈河流域边界，然后对武烈河流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图 6）以及坡度进行识别和重分类分析（图 7），再叠加土地利用类型和坡度矢量数据图层，提取出相应坡度的耕地面积及其占比。




承德地区水土保持研究所（现承德市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试验研究了承德地区不同坡度耕地的土壤流失情况，制作了年土壤流失量表（表 1），笔者在 Arc GIS 中将提取出的 1980 年武烈河流域内的不同坡耕地面积，结合同时期的承德地区坡耕地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计算出武烈河流域内平均坡度为 10°~20°耕地的年土壤流失总量。

 

从承德地区各流域监测的土壤侵蚀状况可知[26]，1951—1980 年武烈河流域的年输沙总量、土壤侵蚀模数均呈下降趋势， 1980 年武烈河流域内平均坡度为 10°~20°的耕地面积虽只占总耕地面积的 36.03%，但其全年的土壤流失总量高达 1 025 422.30 t（表 2），已非常接近 1971—1980 年承德水文站统计的武烈河流域全年的平均输沙总量（1 070 000.00 t）[26]。

 

1759 年乾隆提出“三十年以前凡关外山皆有木可猎，今则开垦率遍不见林木，非木兰猎场禁地皆不可行围矣”[21]。乾隆时期以来承德府人口、地亩均有大幅度增长，清末实行放垦政策，区域内农业开发加速；至 1933 年已是“可耕地差不多全部耕种，谷地平地不必说，就是在丘阜斜面，但凡可以耕作的，已都变成耕地”“热河可以耕种的地方，完全开尽，虽然 30°以上的倾斜地，也无可再耕种”[27]，由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开荒、过垦现象日趋严重，清末武烈河一级支流狮子沟附近已遍布开垦的坡耕地（图 8），民国中期避暑山庄东北方位五窑沟附近山间也密布田地（图 9），开荒滥垦而又无任何水土保持措施的清晚期、民国时期，由这些耕地所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必然比 20 世纪 80 年代更为严峻。大量被侵蚀的土层随着流域内大小支流挟带至武烈河中，泥沙随武烈河向下游汇聚，淤高山庄东侧河床，并顺流通过引水道而沉积于山庄湖泊中。

 

综上可知，自乾隆中期至晚清、民国时期，武烈河流域愈演愈烈的土地开荒、过垦是造成武烈河泥沙状况改变进而导致避暑山庄内外水系变迁的核心因素，而这其中又以流域内坡耕地的过垦影响最为关键。

 

 4  结语

 

 避暑山庄作为中国园林景观遗产中的突出代表，除了作为遗产类型的文物价值需重视外，它的景观变迁过程中隐含的人与自然互馈、关联机制问题也需被重视、被识别。

 

 避暑山庄内外水系变迁本质上是河流泥沙的运动，山庄内特殊的土壤、地形与区域气候条件助推了水系变迁过程，但武烈河流域范围内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导致的河湖泥沙淤积才是其根源所在，而人为的坡耕地过垦带来的影响最为关键；避暑山庄的水系营建活动对于水系面貌的反向制约影响是明显的，而且只有将营建活动置入长时间序列下，引水工程、扩湖工程、河工制度对于山庄景观面貌的全面深远影响才会清晰，也才能明了“设计”之于园林景观成败与延续性的重要作用，这种“设计”既有针对空间层面的周密设计与预先安排，也包含有意识层面的制度管控。景观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因势利导与因时、因地制宜对于人类景观营建活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