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视角下中西方公共园林的发展

 

摘要：公共园林作为城市中重要的空间类型，对城市形态的演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公共园林的空间形态、场所精神和城市中的地理区位，反映了不同文化圈层对公共性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旨在通过对中西方公共园林发展的对比研究，探讨其物态呈现背后“公共性”意识的引导与变革。

 

1“公共性”的概念释义

 

“公共性”一词概念为共有的、公开的，是与整个社会群体或公众利益相关的事物。不同文化圈对“公共”的理解差异，反馈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在研究中西方公共园林发展历程的异同前，应先对“公共”二字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解进行背景解读，从源起、传承到发展变革，深入剖析群体意识发展所呈现的城市空间表象。

 

1.1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公共”概念：仁政为民

 

在我国传统哲学中，先秦百家理论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儒家于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以仁治国”，追求“与民同乐”的思想观点，于《礼记·礼运》中载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认为天地万物甚至君王的统治都应该是无私的，从而在道德层面约制君王的权利[1]。依此可见，儒家理解的公共是无私的，是道德层面的“公”，仁政处事的“公”。

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抛开公与私的对立面，提倡“无我”“无欲”的自然状态。因此，道家理解的公私在于个人的思想修行。法家讲求“依法治国”，认为法是公利性的，法就是“公”，是适用于大众百姓的统一准则。魏晋时期，嵇康[2]提出：“私以不言为民，公以尽言为称”，认为“公”是敢于袒露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遮掩自己的真性情。

 

根据古籍记载可以总结出，中国传统思哲在“公共”概念上的思考层面：对“公共”的讨论更多停留于社会道德、行事准则的基础之上；“公”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制约着帝王的权利与百姓的行为。

 

1.2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公共”概念：共同权益

 

西方以古希腊为文明发源地，从希腊城邦时期开始就倡导民主政治，促使西方成为孕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古希腊城市的建造以人本为中心，在公民与城邦的共生关系中，公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具有等同的社会权益[3]，在这样的民主条件下，城市公共空间得以出现和发展。古罗马时期，城市广场承担着集市、会议审判、节日庆祝等空间功能，公民们得以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从而使公民对城市产生高度的归属感，提升了公民高度的向心力与内聚力，这种群体的向心力与内聚力，使得公民具备了普遍的责任意识[4]。

 

综上所述，传统西方借用公共空间讨论公共事务来强调公民的平等权益，使公共意识具有很强的“中心”权威性。因此，传统西方哲学对“公共”的理解如下：“公共”代表了一个社会集体（城邦）的政治权威性；具有较强的公共意识，即个人与集体的权益关系是“公平”与“公正”的。

 

1.3中西方“公共”概念的文化背景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中，“公共”讲求的是大公无私、君民同乐的“仁政”思想，侧重于规范道德行事准则。西方传统的“公共”则是公民群体的公共平权意识，是个人与集体的共同权益，更侧重于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决定权益在于官家，是一种道德约束，呈现为自上而下的关系；传统西方的“公”取决于公民大众，是一种社会权益，呈现自下而上的关系。二者对“公共”理解的差异，导致其在公共空间、公共园林上的形态发展截然不同。

 

 

3西方古典公共园林的建造与发展

 

3.1民主时期的公共空间权威性

 

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倡民主政治、人们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平等，城邦中民众的公共交际、自由争论现象频繁，甚至大于私家活动，在这样的民主背景下，公共场所的建造得以迅速发展。希腊最早的公共园林依附于大型公共建筑旁，以绿化和雕塑的形式存在。到了古罗马时期，公共广场成为城市的标志空间，在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献祭仪式、集体宣讲、法规判决等一切重大公共事务都在广场举行[9]，公共广场成为权威性的中心场所，其发展与城市空间发展紧密相连（见图2）。由此可见，西方公共空间起源之时并不侧重于空间的艺术性特征，公共空间的政治权威性大于游赏功能。

 

3.2中世纪后公共园林的“非公共性”

 

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陆被基督教所控制，民主政治没落、文明倒退，封建君主庄园式的庭院为私人所有，且不对外开放，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发展停滞，这一情况直至15世纪下半叶的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改善。

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时期自由民主的社会风气，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宫苑和私园开始定期对外开放，英法等国的造园艺术迅速提升。在16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公共街道才开始重视绿化建设，贵族园林对公众开放，成为贵族互相间攀比的工具[10]。由此可知，中世纪后近代以前的公共园林所属权在于贵族群体，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