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公共园林的营建与发展

 

中国古典公共园林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因素的推动，如士流文化、水利兴修等，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是“仁政治国”的安邦思想，而保障民生、教化百姓的社会功能都是为巩固政治地位而服务（见图1）。

中国公共园林多由文人士大夫出资营建，或是被遗弃的帝王文人园林群组成，或是以公益性质对自然风光进行添砖加瓦[5]。由此可见，士流文人阶层对中国公共园林的营建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文人阶层赋予公共园林的风雅叙事性，君子比德思想使中国园林有别于西方园林，成为东方公共空间的独特亮点。

 

2.1“仁政”思想为主导的营建动机

 

有史记载以来，中国最早出现的园林是商周时期的园囿，为王室所有，基本不对外开放。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在“民水君舟”“与民同乐”的思想推动下，为数不多的帝王园林定期对外开放。在这样的“仁政”思想下，公共园林数量逐渐增多，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园林———曲江池[6]。宋代轻武重商、政治开放，公共园林的营建呈现皇家和官员在政治上的主动性特点，成为“仁政”思想的政治活动举措，意在百姓能够欣赏自然的山水林泉，从而起到游乐百姓、教化百姓的作用。在官家出资营建的热潮下，公共园林至明清时期达到发展巅峰，北京、江南地区出现了大量公共园林，甚至村落中也有村民出资共同营建。

 

纵观中国古典公共园林发展历程，其建设与城市规划和实用功能需求不存在明显关联，而多是基于历史遗留和皇族、官民自发的建设行为。“仁政”思想、教化民众的观念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公共园林的营建风潮。

 

2.2自然山水为基础的营建肌理

 

中国古典公共园林的营建依托于湖光山色、名胜古迹、水利工程、古迹废园、寺观山林等，多于自然基础上修建[5]。不同于皇家园林的恢弘气派与私家园林的精密灵巧，公共园林借用地形优势，点状布置人文景观，呈外向、开放的布局模式。以杭州西湖为例，起初以佛寺、道观为主，围绕钱塘江入海湾口的潟湖而建，后经白居易、苏轼等文人士大夫阶层主持修缮了白堤、苏堤等著名景点。在几代文人水利、造景、植树建设下，最终呈现出“西湖十景”的园林风貌。

 

2.3文士风雅为气质的叙事空间

 

中国公共园林的发端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玄学之风盛行。在社会动乱与思想言论的催化下，士人阶级开始将目光转向脱离尘世的自然意趣。以兰亭为例，其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住所，此地因《兰亭集序》成为书法圣地。其序集《上已日会兰亭曲水诗并序》中，描写了文人名士来此畅叙幽情、宴会集聚的场面，借助文字为兰亭赋予了生动的故事性[8]。这样的历史典故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前来郊外宴集、吟诗作赋、曲水流觞，公共园林就此萌芽，并为后世人文基调奠定了基础。即便是皇家主张的“与民同乐”，也是以士大夫阶层牵头主持修建，可以说，文人群体是推进中国古典公共园林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古代的文化阶层，他们崇尚自然，乐于叙事山水，在湖光山色中感慨仕途悲欢、畅咏个人抱负、心系国家百姓，却又在抱负失意时，追求隐逸的精神寄托。士大夫阶层根据个人境遇的不同，对社会现象有着各自独立的看法和追求，表现于公共造园中呈现为碑刻题记、摩崖造像等人文景观，不仅迎合了士流文人对于自然的崇尚与追求，而且为民众提供了可供游乐的教化场所。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的附庸风雅，才给公共园林烙印了雅文化为核心的空间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