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地籍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作描述性工具来使用，而在釜山案例中则别有用意。因而其绘图并非展示既有现实，而是基于在一块空白地上实现殖民的想法预设一个新城市，用以道路网格为基础绘制的新布局抹除或企图抹除既有的农田形态，并代之以新活动。因此，一张精心制作的地图背后隐藏着对一座城市的殖民统治，以及一个强加的、与以前的土地特征毫无关系的新秩序。

 

数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特内里费岛和巴格斯的总体规划再次用绘图分析和记录其地域特征，同时预设其归宿。图纸不仅用于描述地域，更是把区域项目组成部分的分层信息作为阐释地域的工具，而这种阐释正是区域规划设计的主要基础。

 

这3个案例展示了绘图不仅可用于分析和描述的各种可能性，也是思考城市和地域未来的工具。通过分析这些图纸，我们在其制成后的若干年仍能解释当时的文化产出背景，甚至是对地域的政治态度，进而依据这些阐释来发现地域可选择的未来。

 

这些案例还展示了意识形态、制图工具和对真实空间影响之间的不同关系。在釜山案例中，新制图学在宣示主权和强加一个新秩序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即在推广新地图的同时必然地抹除了原有的空间概念。在特内里费岛和巴格斯案例中，地图的叠加变成认知和澄清地域识别性的主要工具。这2个规划有意通过不同的因子分层来实现空间阐释的多样化，并通过评估复杂的元素和关系来丰富地域的发展方向。

 

随着制图技术的发展，我们以为地图就是对现实的同步再现，其表现越精准，其内容就越可靠，然而却忽略了其隐藏意识形态的本质。地图的本质是在不可能再现现实全貌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呈现一系列元素的现实手稿。在以上案例中，无论是预设还是设计的阐释，绘图都是传递和提出意图的策略。

 

绘制空间已经包含了对对象的阐释。一张图不仅反映对象的形状，也包含看它的方式，以及有关如何详细表现、消隐哪些内容、如何成为传输价值的手段的抉择。在反映、区分价值、表现理解和传递意图的过程中，绘图工具需要具备积极主动的特性。于是，手稿变成了编撰，地图也变成了规划。

 

因此，根据意识形态和技术，可能会有数千种不同的制图。以不同的方式绘图是为了提供一种新的空间理解。同样，一个新的空间概念需要表现方法的创新。还原传统表现方式和重释当代表现方式，是扩展空间概念从而赋予世界多样性的重要努力。而新技术的使用更是开启了获得新概念的可能性。总之，只有通过价值判断、阐释性阅读和有意识的创作才能将绘图变成一种设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