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阐释与设计：以釜山地籍簿、特内里费岛和巴格斯规划为例

 

摘要：为验证城市和地域的表现方式如何被同时用作描述和设计的工具，以韩国釜山、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加泰罗尼亚中部巴格斯地区3个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地域表现为例，运用比较法分析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后于1914年绘制的釜山地籍簿，通过不同分析和设计层的叠加法研究2个西班牙案例。3个案例的横向对比显示出了绘图不仅能作为分析与描述的工具，也能被用于思考地域与城市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在人类史以及地图学自公元前2500年至今的发展轨迹之中贯穿着表现城市和地域的努力[1]①。地图传统上被视为对现实的表现或者本身就是现实。但是制图学所提供的并非客观中立的图像，这是在现实和现实表现之间存在着的一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每张地图都是在某个文化背景下，以特定技术和目的编制而成的。另一方面，被表现的对象与表现出来的内容之间从来都不能确保绝对写实。

恰恰由于每个主体眼中的现实都不尽相同，我们无法按照所见来表现现实。地图则由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肉眼无法获得的世界观，以及一张允许我们通过简单一瞥就能摄取不可见对象的图像。既然地图不能代表现实，而只是可能生成的众多图像之一，我们就需要保持谨慎且具批判性的态度来审视它们[2]。然而，任何地图都不绝对真实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用处，恰恰相反，在城市规划和地域规划中，绘图是我们用以从文化、政治或经济方面解读世界的基本要素，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想象和识别一个空间。就此而言，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对地域和城市的图形表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规划方式影响因素的途径。

 

这一对釜山、特内里费岛和巴格斯地区3个案例制图表现方式的比较性研究聚焦在不同背景和时代中介于表现和设计之间的领域，揭示图形表现概念和规划设计策略之间的联系。借此验证在绘图时，我们不应仅仅局限在表达该地有什么，而应同时表达被建构和要传递的概念或阐释。正如曼努埃尔·德·索拉所说：“绘图就是选择，选择就是阐释，阐释就是提案。”[3]而贯穿于这3个过程的创造性也是本研究将着重讨论的内容。

 

1釜山：从地产结构到城市设计

 

1.1韩国新制图学的到来

 

从西方国家对亚洲的远征，到日本帝国的扩张及其对近邻朝鲜半岛的殖民，现代制图学在19—20世纪之间的整个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角色。在这一时期通过引入西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制图学，囊括了几个世纪间的欧洲科学成果，如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坐标系的创立、卡西尼三角测量、等高线的发明，以及法国大革命后在巴黎启用的作为现代城市基础的区域划分和地籍簿（图1）。

19世纪，渴望在法国复兴罗马帝国的拿破仑通过战争传播了现代制图学，但他不会想到，他的策略会在地球另一端又被日本帝国在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中重新采用。

 

占领朝鲜半岛后，日本绘制地图的目的从军事行动转向殖民统治。殖民政府立即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全域测绘，以此作为其殖民统治的第一个策略。通过联结日本的对马岛与朝鲜半岛的绝影岛和巨济岛的三角网络为确立地理附属关系奠定科学基础[4]（图2）。

这一地籍图为建立专属土地所有权，并将朝鲜半岛经济纳入日本新兴资本主义结构的税收体系建立了法律基础。从历史上看，入侵者一旦对新领土形成有效统治，都会重修人口统计表，要么是因为人口减少，要么是为了抹去一切历史的痕迹[7]。日本侵占者不想保留任何前朝的传统，包括其语言、文化、历史甚至地理。以下简要介绍传统制图学及其空间概念，以理解取代它的新工具是如何改变对空间的阐释的。

 

1.2朝鲜王朝制图学中的传统空间

 

19世纪朝鲜王朝开放港口接受国际影响，但这并非其第一次接触西方知识。早在17世纪，由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所带来的世界地图也传到了朝鲜半岛。当时利玛窦认为世界地图是传播天主教信仰最有用的方式[8]。这张地图影响很大，并扩展了当地的地理学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传统世界观就会被西方世界观取代。相反，扩展原有世界观来包含新的地理知识，触发了传统与西方表现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9]。

 

基于将领土理解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传统地理观念，朝鲜半岛的国家地图被描绘为长白山山脉和水系的连续体，完全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地图[10]。自18世纪以来，比例和网格技术被普遍用于绘制国家地图，到1861年的大东舆地图已达到顶峰（图3）。



这些区域和地方地图的空间概念、呈现方式由于目的和绘制者不同而有所差异[11]（图4），但总体都遵循风水原则，将人类活动置于风、水之间。

 

这虽然是基于隐喻性解释的人文表达，但其对气候、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关注接近现代地理学，例如山在北抵挡冬天的冷气流，水在南冷却夏天的热气流等。然而，现代制图学不体现这些丰富的空间表现和理解，而仅遵循一个科学标准。

 

1.3通过新制图学叠加新空间

 

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釜山在日本入侵中首当其冲。日本海军以海事测量为借口出现在其海岸，并引发军事冲突，导致1876年釜山港口被迫开放，朝鲜王朝在1678年建立的专门管理与马岛商贸关系的行政设施草梁倭馆也被移交给日本。日本对釜山的侵占自此已经开始，早于1905年其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在此建立理事厅，又于1910年将之变成朝鲜总督府。

 

日本通过宣示海域主权，征要越来越多的租界和非法购地来扩张其领土（图5）。



最终在1906年基于规则网格绘制了一张新城市图，并以领事之名发布建筑法规（图6）。换言之，早在朝鲜总督府推行首尔新城市化计划前几十年，日本就以奥斯曼的巴黎重建计划为范本在釜山展开了现代化城市的试验[12]。之后又通过在1914年编制的地籍簿将这一试验制度化，以固化其殖民统治。

 

1.4新地籍图和现代空间的产生

 

19世纪朝鲜王朝的登记文件仅以抽象的方式呈现地块，而非经过精确测量的。新地籍图则明确了每个地块的位置和界限。此图通过画线代表地籍记录中有形或无形的元素，并由此指定了地块边界（图7）。而这些线条一经法律确认，就开始形成对真实空间的控制。基于日本殖民初期的土地调查和地籍簿的建立，当地税收基础从农业转变为房地产。空间概念的变化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也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抽象表现地块并不意味着朝鲜半岛上的传统边界概念是混沌空洞的，而只是有别于现代概念而已。朝鲜王朝时代，当地人认为土地的价值在于耕作，因此一个地块的权属和边界取决于管理该土地的人和他的耕作能力[13]。于是耕作权也就自然高于财产权。尤其是在以种植稻谷为主的农耕社会，土地灌溉和劳动分配都无法单独完成，通常由邻里一起管理共用土地、共同纳税。但是新登记系统忽略并打乱了所有这些社会经济体、集体空间组织、土地和劳动力价值体系，以及强烈的人地关系。由此导致了地域身份的丧失。

 

1.5地籍图作为城市规划的工具

 

在釜山港地区植入现代空间后，其传统中心东莱郡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象征作用。这一新的空间秩序在1914年通过行政区划确立釜山府为城市区，东莱郡为非城市区。虽然隶属于同一行政管辖，但城市区与一般区地籍图的绘制分别采用2种不同比例（即1∶600和1∶1200），比如瀛仙洞（Yeongseon-dong）的地籍图（图8）。换言之，从记录详细信息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上就能看出要着力发展城市区的意图。

  

 

不同于一般区，城市区以1∶600的比例绘制了网格化道路布局（图9）。网格覆盖了从平地至20m高的坡地，自此坡地陡升，已不再适用网格规划。之前传统村庄为了将平地充分用于农耕而选址建在20m之上的坡地。强制性的新城市规划令他们失去了农田，成为新城之外的边缘地带。

 

地籍图显示，随着租界地的建立和日本移民人数的增加，紧邻港口的市中心已经被划分为多个狭窄的地块。而港口对面的瀛仙洞市区只是简单地在既有农业地块上叠加了几何网格（图10）。与1924年的地形图（图11-1）相比可以看出1914年地籍图上的网格其实是尚未实施的规划，用以引导未来几十年的建设。

 

“地籍簿不仅是在设定新的所有者和控制权，而且是在重塑空间。”[7]而这一登记工具不仅改变了税收控制，也改变了空间秩序。建立一个专属财产登记制度是土地资本化的关键。而现代制图学的精确测量使生成可交易的地产空间成为可能。这些也是管控城市和建筑，即城市规划的基础。

 

本案例以地籍簿为工具，并基于规则的道路系统设计新城市，但并未表现沿街的土地细分或建造设想。尽管日本出于军事目的快速吸收西方的知识，但当时他们还几乎无法开展城市测绘。不同于已绘有1∶200比例建筑平面的19世纪巴黎地籍图，20世纪釜山地图仅显示了居住用地，而没有建筑轮廓。这显然还欠缺对建筑类型和地块形式，或建筑立面、地块和沿街面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解。然而恰恰是由于规划不完整而留下的先前的痕迹，使这份地籍图成为如今可用以还原传统空间的最佳史料。

 

另外，该规划在2种不同的结构中制造了空间歧视，日本人在城中区而原住民被赶到郊区。如此不仅是将边缘化人群排斥于现代化之外，而且是通过只画新规划、忽略原结构的方法彻底抹去他们的存在。

1928年的规划图（图11-2）就是故意删去原有村庄而仅以等高线取而代之，通过强行植入新的城市结构，将传统村庄驱逐到边缘地带，直至将他们从官方文件中抹去，从而判定其为非法和异常。而这些被忽视的传统空间只有被绘制出来才可能被还原。“被压迫文化一方的传统教会我们，我们现在生活的‘例外状态’实际上就是规则。”[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