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建设特征

 

 

如果说民国初期杭州的绿化建设在湖滨新市场这一城湖交界处发轫，那么杭州建市后的10年间则是在此基础上向人口较为密集的东面城区和风景资源丰富的西湖环湖区域延伸并拓展。由于后者是这一时期杭州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既有西湖，欲兴市政，当注意整个西湖之组织”[48]，故大部分城市道路、公园名胜的整修和新建工作也围绕西湖展开，绿地布局亦相应发生变化。

 

此外，山区风景林的分布虽然主要依托于天然条件，但西湖西南面风景林的建设亦因“如是名胜之区，为中外人士所观仰”[41]而尤为受到重视。苗圃和花圃虽因土地资源紧缺而时常被迁移，但大多与景区相距不远，能为植树造林提供便利。这种较为集中的绿地分布虽然难以满足其他区域的市民对于园林绿地的日常需求，但对该时期旅游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虽然杭州开埠时间较晚，且由于交通和地理布局等原因，租界示范作用式微[10]251，国人在城市建设上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4]341，但由于该时期杭州的主政者和市政专家多为欧美或日本留学人士[9]17,[17]70-71，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故其绿化建设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造景风格的影响，并在1927年后有更加明显的体现，在湖滨公园这类仿西式公园中尤甚。



此外，该时期杭州以及周边城市的市政、农林、筑路刊物大量登载关于西方园林建设经验的内容——“关于行道树之配置，欧美诸国，因街路广狭而有种种方式……”[31]45，“欧美各国，多数以草木花卉……故此类花坛之建造，必须具有丰富之图案艺术……”[49]，旨在对此积极效法，故而该时期杭州的城市绿化建设表现出中西交融的风格，虽有追趋仿效之嫌，但也顺应了当时市民对于多元化园林环境的需求。

 

 

该时期杭州园林树种的选择大多立足于本地自然地理条件，与不同类型绿地景观需求相匹配。由于绿化基础不佳且经费较为紧张，树种选择主要以短期内绿化效果的快速显现为目标。行道树以冠大荫浓的树种为主，而园景树除栽植观赏性较佳的植物外，也通过栽植果树提供一定的经济效益，其中风景名胜点中出于延续地域文化的考量，多栽植传统树种。山区造林则根据杭州自然地理条件，选取根系发达、适应能力较强、生长较快的造林树种，以期快速提升山林覆盖率。此外，无论是道路两侧整齐种植的黄金树，还是点缀于湖滨公园的洋枫，均展示着外来树种的应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树种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务实性，虽然许多园林树种在之后的绿化建设中逐渐被替代，但已基本满足当时的造景需求。

 

 

虽然这一时期的绿化建设相对此前而言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划，但由于绿化工作实践时间仍然较短，对于植物栽植和维护等一系列事宜的方法尚处于探索之中。杭州市政府成立后，行道树、园景树等虽已有树艺工人专门管理，但成活率不高的情形时有发生，常因“缺陷尚多、树苗过小”而被摧折，即便加备筏圈保护[22]499,525亦无济于事，山区林木也时常因“天然危害”而枯死[42]4。

 

此外，市民环保观念较为薄弱也使得绿化成果遭到一定损害，不仅街道和公园树木常被攀折[22]532，山区林木被践踏、攀损，乃至乱砍滥伐现象也时有发生。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政府对城市绿化已具备一定的管护意识，但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和管理不严格，绿化未能达到最佳效果。

 

4结语

 

作为近代化过程中城市风景建设的初步探索，杭州的绿化建设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风景城市相比，明显将山水资源作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杭州率先将建设旅游型城市作为发展目标，认为西湖景区为“杭市命脉之所萦”，故随着建设的推进，园林绿地在环西湖周边大量集聚。虽然其他风景城市如桂林、苏州、浙江绍兴等在民国时期同样经历了城市空间格局的转变，加速了城与景的融合，但自然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决定了它们未能形成杭州与西湖这般“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其风景资源对绿化建设的导向作用亦无法与之比拟。

 

作为江浙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经贸中心，杭州为摆脱近代化进程落后而被边缘化的命运，迫切需要政府层面的强力推动，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市政当局在绿化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说民国初期的绿化建设是以旗营和城墙的拆除为契机而初步启动，那么正式建市后10年间则是伴随着“城湖一体化”格局的深入，在原基础上全面展开。在此期间，城市园林绿地的布局向东面城区和西湖环湖区域拓展，中西交融的造景风格得到进一步体现，立足本地风土的速生树种选择亦使得绿化效果在短期内得以呈现。

 

一系列绿化举措以“布置风景，造成庄严灿烂之杭州市”为主旨，促使杭州在20世纪30年代已渐具国际性旅游城市之雏形。在民国纷繁错综的社会背景下，如此成果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建设过程中涉及绿地选址、苗木栽植维护等一系列事宜的方法仍然存在局限，且在此后的连年战乱中成果亦难以维系，但在当时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对杭州风景城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