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更新建设挑战

 

 

回归“第一性原理”，从乡村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和演化规律出发，是认知和应对当前乡村公共空间现状挑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团队开展总结反思的起点。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居民可以自由进出、组织公共活动、日常交往和信息交流的场所[3]，作为乡村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以来人文社科、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对于乡村研究的重点之一。历经数十年的研究发展，如今乡村公共空间的内涵界定逐渐趋向统一，即兼顾“公共”与“空间”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社会的“公共性”，主要体现于村民日常生活交往、各类社团组织活动、传统文化活动以及公共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是物质的“空间性”，涉及室内外空间的尺度、形态和相关环境要素[4]。

 

二者互为依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内涵。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村民各类公共活动和邻里交往的物质空间载体，与同一时期的乡村社会结构、观念习俗、政策制度、经济结构等诸多人文社会要素均具有对应性[5]。正因如此，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一同经历着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其实质上是人文社会多要素变迁的“合力”在物质空间上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和投射。

 

 

在相对封闭且同质的传统乡村时期，乡村公共生活是绝大多数村民完成社会化的唯一途径，乡村公共空间也是承载这一过程的重要场所[6]。特定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结构方式”自然形成了特定的乡村集市、宗族议事、祭祖仪式、节庆活动、红白喜事等公共生活需求以及相适应的公共空间场所。这些空间场所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使用者，这使得场所与人的行为活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6]。

 

计划经济时期，在行政力量的支配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乡村集体化的社会构成与村民高度一致的生产生活模式，使乡村公共空间作为“公家空间”，成为国家组织乡村社会的工具，并呈现出“均质化”和“权力化”的特征[6]。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力量的淡出，村民自发性生产生活得以恢复，传统公共生活也获得部分复兴，加之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村民作为参与主体的作用下，乡村公共空间在回归传统活力的同时，其功能和形式也获得了多元拓展。

 

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乡村基层政权改革后，乡村治理逐渐弱化，村集体组织权威下降，集体意识趋于解体，村民生活重心全面退缩至家庭；大量劳动人口外流使得乡村呈现空心化趋势，人口构成逐渐异化，传统的熟人社会趋于瓦解，公共交往主体也大幅减少[7]；电子媒介和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得村民日常娱乐和公共生活交往摆脱了对物质空间的依赖，乡村公共空间再也不是村民间交往互动的唯一场所……一系列人文社会要素导致乡村公共生活产生巨大变迁，使得当前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落和萧条成为必然[8]。

 

 

纵观乡村公共生活与空间的演化及其作用要素，乡村公共生活的变迁理应催生出相应的乡村公共空间。但与传统乡村时期不同的是，如今乡村社会的离散化和集体共有资源的匮乏，使乡村普遍缺乏公共空间更新的自组织动力和能力，外界力量的扶持和干预往往成为唯一路径。然而，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推动，还是外界社会力量的扶助，当乡村公共空间的创造者不再是空间场所的使用者时，对当地乡村社会和村民生活现状及其相关要素作用机制的认知局限，往往成为在以设计师或政府为主导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设计中难以克服的核心挑战，这也是诸如马鞍桥村村民活动中心项目失败的深层原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