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鲁南传统沿运市镇的生成、发展与区域水要素密切相关，它们在防洪和水运影响下衍生了典型的水适应性空间特征，解析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与运河文化对当今沿运市镇的发展与运河文化的传承有积极作用。

 

【方法】以实地踏勘和文献梳理为基础，辅以空间图解的分析手段，从多座市镇的普适性和单座市镇的典型性2个层次对鲁南传统沿运市镇水适应性表达进行发掘。

 

【结果】分别解析鲁南沿运市镇基于防洪需求的御洪适应性和基于用水需求的亲运适应性，进而从耦合水环境基底、迎合水运红利、契合水运行为3个方面总结沿运市镇所具有的水适应性空间特征。

 

【结论】这种特征是鲁南传统沿运市镇对当地水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是鲁南运河景观风貌的空间表征，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鲁南沿运市镇的景观风貌建设与运河文化传承具有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1368—1912年）鲁南运河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沿运聚落的发展[1]，但是黄泛却使鲁南沿运地区深受水患威胁。在长期抵御水害和利用水利的过程中，鲁南传统沿运市镇空间营建产生了典型的水适应性（wateradaptation）特征，这些特征是先民长期适应自然过程而形成的适地经验，发掘其生态智慧对当今市镇功能修复、水系治理以及生态规划等有借鉴意义[2]。

 

水适应性的概念可理解为通过某些行动减轻、规避水灾害影响或增加水资源利用机会的干预措施[3]。从风景园林学视角探讨水适应性更加强调聚落与水环境互动后所产生的空间特征。当前学界对于水适应性聚落空间营建的研究多以城市为对象[4-5]，缺乏针对小城镇的研究，对小城镇的水适应性空间特征研究急需补充和完善。目前关于鲁南沿运区域聚落水适应性的研究，可概括为黄泛灾害与运河优势2类，前者以黄泛影响下的洪涝适应性[6-7]为主，后者以沿运个案市镇分析[8-10]为主。

这2类研究多将聚落的水适应性剥离为黄河与市镇或运河与市镇2个方向，割裂了黄河–运河–市镇之间紧密一体的关系，但明清时期鲁南沿运区域“保运必治黄；是当时自然环境基础和国家政策的双重要求，从黄河–运河双角度分析鲁南沿运市镇水适应性空间特征是应有之义。此外，鲁南沿运区域的小城镇研究多集中在个案领域，缺乏对沿运市镇这一类型规律的探索。综上，本研究从多市镇共性规律和典型单市镇深化解读2个角度，以黄河与运河双重影响为基础对鲁南传统沿运市镇的水适应性展开研究。

 

1鲁南传统沿运市镇水环境基础

 

明清时期鲁南运河北自大清河（今黄河），南至台儿庄以南山东省界。从明永乐九年（1411年）运河重开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运河中断期间，鲁南沿运市镇获运河之利最丰、受黄泛威胁最频，相应地也发展最快、防洪干预最强，逐渐形成典型的水适应性空间特征，这种特征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12—1949年），故本研究时间段限介于明永乐九年至民国时期。鲁南传统沿运市镇共有13座，本研究依据对其镇水关系的梳理，综合选择台儿庄镇、夏镇、南阳镇、鲁桥镇、南旺镇、袁口镇、靳口镇、安山镇八镇作为水适应性空间分析的研究对象（图1）。

 

鲁南沿运市镇的水环境基础同样可归结于黄泛灾害与运河优势2个方面。鲁南沿运区域地处鲁西黄泛倾斜平原和鲁中南山地丘陵交界处的相向低洼带，整体低洼，尤其明清时期黄河南下夺淮，决溢频繁，屡犯鲁南运河，范围波及北端的安山镇、沙湾、张秋镇一带和南段济宁州至徐州府区间（图2）。同时鲁南运河是京杭运河交通动脉的必经运段，大量漕运、商运、民运及它们带动的商业贸易为沿运市镇带来了极大的发展优势。鲁南运河黄泛袭扰频度和水运优势程度在京杭运河全线中最为突出，对沿运市镇的影响也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