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传统沿运市镇水适应性营建个案分析

 

基于八镇的总体分析，为进一步探索鲁南沿运区域水环境对市镇空间的具体影响，本研究对受黄泛影响显著且为运河四大名镇之一的夏镇展开个案研究。明清时期夏镇由戚城、部城、东城三部分组成，通运前为一座叫夏村的小村落，自南阳新河经行(1567年)后，夏村在利用水利和抵御水患的过程中演变成具有典型水适应性空间特征的运河重镇。

 

 

1)因高选址。夏镇选址因高就势，是“南四湖”沿湖普遍低洼条件下的局部高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河臣朱衡治理黄泛时言“夏村地高，河水不能及”〔期，以及清代沛城因水患淹没而迁徙至夏镇，均表明夏镇地势高昂;基于现代测绘，夏镇高程为36.0-38.5m，镇西、南两侧临湖区域高32.0-34.0m，镇东侧高33.0-36.0m，可知夏镇是沿湖一带凸起的小型高地(图9-1)。

 

2)护堤防洪。虽然夏镇选址较高，但夏镇处于“南四湖”普遍低洼的湖带区域，导致夏镇面临较大水患时仍有被淹风险。据笔者统计，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至清咸丰五年黄泛共有8次决人昭阳湖或微山湖，危及夏镇，其中明万历年间黄泛2次冲人夏镇。

在此背景下，戚城、东城利用运堤防洪，在南阳新河开凿时“就取其土厚筑西岸为湖之东堤”，使此堤兼具规制运道与抵御洪水的双重作用。明万历七年(157年)部城在西、南两侧专门加修用于防洪的护城堤(图9-2)。

 

3)城好辅助。夏镇三城均有能够起到防洪作用的城好设施。其中戚城城垣乃是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古戚城城垣遗迹;部城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筑土垣于南、北、西三面，次年补筑东垣;东城城垣“不详所始，咸丰初就故城筑寨”(图9-3)。

 

 

4)沟塘调泄。戚城的城河西、南两侧与运河互通，部城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沟通运河与城河，东城西临运河，北、东、南城墙外有类似城河的河流，三城均实现了城河与区域水系的互连，建立了可控的排水体系(图9-4)。

 

明清时期夏镇城内还有一些坑塘，如清风潭、三衙坑等，这些坑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就近消减城内雨洪，是利用率最高的洪水调蓄方法。

 

 

在区域水运条件中，夏镇处于薛河、荆沟河2条运河支流与薛城、滕县、丰县、沛县4座县级城市的水运枢纽之处。夏镇北侧是薛河人运处，运河船只可沿薛河通往薛城;薛河以北是荆沟河人运处，运河船只可沿荆沟河通往滕县；丰县、沛县距离夏镇仅40~50km。凭借水运优势，夏镇成为四县人员、物质出入运河的孔道（图7）。




另外，夏镇处于南阳新河、泇运河、昭阳湖的交接处，水利工程众多，如夏镇、杨庄船闸，薛口、东邵、吕公等坝（图1），进一步提高了夏镇的要津地位。夏镇由通运前的偏僻村落快速发展成转运码头，并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建镇，后进一步发展成超越县城的沿运重镇，著名史学家谈迁曾描绘夏镇通运后的盛况“自新河成，夏镇为都会”[23]。

 

 

夏镇三城的空间形态与运河走势互为影响。明隆庆元年（1567年）南阳新河改道夏村时利用了戚城城河旧址[9]，使运河呈现一处折弯形态，这一折弯成为夏镇充分利用运河的凭借，不仅确定了戚城与运河的关系，也是部城与东城形态演变的重要诱因，总体上决定了夏镇三城的空间格局。

 

 

一方面，部城占用了运河折弯西南处的空间（图10）。南阳新河经行前，夏村位于后建部城的西南隅，明万历十六年部城建造土城时东面已扩展到运河沿岸，北面也极力向运河沿岸伸展，而背向运河的西、南两侧基本没有增长，表现出强烈的向运倾向。另外从城门布置来看，部城共设6门，东侧临运边墙独占3门，运河与3座城门的便捷交通促使东墙内外一带发展成夏镇最繁华地段，沿运区域与非沿运区域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进一步拉大。

另一方面，东城占用了折弯处的运东地块，西以运河为障，仅筑北、东、南3面城墙，建3座城门，城垣形态呈现出沿运河纵向延伸的长矩形，城内建设也主要沿运河狭长延伸。

 

运河因戚城而折弯，相应地戚城西侧、南侧紧邻运河；部城和东城围绕运河而建，部城北侧、东侧与运河相邻，东城西侧也临近运河。城运互动塑造了夏镇“一城三分、五面临河”的空间格局，这一格局既缘于运河因戚城而折弯的举措，也是夏镇三城水适应性演变的必然结果，是夏镇城市建设过程中水适应性的典型表征。

 

 

1）机构驻设。夏镇是众多运河水利与漕运管理机构的驻设之地，包括工部、户部分司署，沛县、滕县管河主簿署，河防同知行署、夏镇闸官署、守备署、泇河通判署、泗亭驿承署以及沛、丰二县水次仓（“署”为各管理机构的驻地，水次仓即朝廷在沿运城镇设置的转运粮仓）。机构的府邸院落多占据城内重要位置且面积较大，影响镇内公共空间布局和街区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夏镇的空间结构。水务衙署的聚集对镇城性质定位和地位提升也有重要影响，夏镇的政治地位远超周边县城。

 

2）商业布局。基于水运优势，夏镇商业空间布局呈现出沿运河分布的特征（图11）。明后期部城沿运东墙内外一带为夏镇商业中心，后又在北门外沿运形成太平商业街。东城商业布局形成沿河街与主街的双轴格局，主街以三八街、文昌街为主，沿河街以顺河东街、月河街为主，并辐射到平正街、一六街一带，尤其夏镇船闸东侧本为船只错行或停泊所用的月河竟演变为“水上街市”，船只密集停泊于河道两侧贩卖货物，或在岸边搭建货摊。

戚城靠近运河的南门处也聚集了衙署、码头、津渡、庙宇和商业场所，如泇河厅、滕县分衙、戚城南门渡口等，局部形成以运河为驱动的综合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商业次中心的作用。

 

3）祭祀盛行。夏镇一带水患不断、河工频举的特点，推动了祈求平安的水神崇祀文化的发展。据笔者统计，明清时期夏镇与水相关的祭祀场所多达12处，集中分布在部城靠近运河一侧（图11），这与运河中的人群在船上望庙而祭的仪式需求有关。水神祭祀常举行仪式、表演、集会等活动，推动了多类群体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互动，塑造了夏镇水神信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