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沿运区域地处黄河南下夺淮所经的黄河摆动区，明清时期备受黄泛袭扰[24]。古人为保证鲁南运河和沿运市镇的安全，采取了一系列防洪干预措施，包括高处选址与垫高地基、建造城墙与护堤、组织开挖泄水渠道与坑塘等。这些措施以当地自然水文规律为基础，在充分认识水系统演化的前下，对不利水文条件辅以人工调整。

此外，同一工程在实现某一功能的同时往往兼具其他功能的实现，如城墙、护堤的建造常与城河、泄水渠的开挖相结合，镇内坑塘的挖掘常与镇内基础建设或民居建设相结合，在抵御洪水的同时能够最大化实现多方面的功能。综合而言，这些措施具有自然与人工协调、单一工程与多重功能相呼应的特性，是一类低介入、多功能的水环境干预措施，表达了鲁南沿运市镇蕴含的在地性生态智慧和对水环境基底的耦合效应。

 

 

聚落空间特征的表现形式是聚落内在驱动力的外在反映，在以运河为主导驱动力的条件下，基于共同的水环境基础，鲁南多座沿运市镇空间布局产生了相似的共性特征，形成了一类以运河特质为典型表征形式的运河市镇范式，此类市镇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强烈迎合运河的特征。

 

在运河与市镇位置关系方面，因居民追逐运河红利，在沿运一侧用地不足时便跨运河扩张，此营建模式致使各镇均由2个或3个片区组成，与华北平原常见的由一个连续片区组成的团、块状村落截然不同。

在运河与市镇街巷布局方面，各市镇均以运河为对外交通主干；镇内街道则形成“双数”分布的特征，即紧邻运河两岸分别形成2条沿运街道，运河两侧各片区再分别建有2条主街，但这一规律在靳口镇、南阳镇这种狭长型市镇中例外；沿运街道和片区主街均与运河呈现平行关系，片区内部则分别以垂直于运河与街道的巷道贯穿其中，形成主要街道成双分布且平行于运河、小型巷道垂直穿插其间的形态肌理。在运河与市镇边界形态方面，沿运八镇的外部边界呈现为狭长形和偏长团状2种类型，每一类型的长轴均与运河延伸方向一致，

这种形态是居民争相利用运河红利的结果。

 

市镇空间布局迎合运河的特征对非邻运街区具有延伸效应[25]。由于市镇比城市面积小，且轮廓呈现出随运河延伸的扁长状，故延伸效应明显，整座市镇的空间结构在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亲运特征，表现出呼应运河营建市镇空间的交互机制和镇–运相依的空间秩序。

 

 

鲁南沿运市镇中与漕、运相关的空间场所可总结为4类：水利设施形成的水工场所；交通航运形成的航运集散场所；河、漕管理派生的水务衙署场所；水运祈祷催生的寺庙场所。衙署场所的分布分为2种：一种位于城内显要地段以求安保和震慑效果；另一种位于运河岸边以求公务便捷，如驿丞署、闸官署等。前者对镇内空间格局的形成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后者往往成为镇外新聚居点的原始引力点。水工、航运集散和寺庙场所则均是紧密依托于运河功能因素而产生，且具有公共属性，因此集中分布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以运河为轴线的公共空间场所集群。

各种场所结合宽广的运河，一起构成了市镇主要的开放空间序列，这些场所还发挥着风景赏析和人文艺术催化的作用[26]，有一定自然或人文内涵的场景，经文人墨客的加持经常演变成地方风景。如乾隆皇帝《过八闸》诗词题咏鲁南沿运八镇船闸为“宛转河形一线通，潴流叠石赖人功”，描述南旺分水枢纽的“坐看漕船南北客，远观运济往来舟”等[27]。此外，这些场所还是各市镇“八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如“夏闸帆樯”“泗享问渡”“三绝高碑”等运河“八景”景观。

 

这些场所既是服务于运河的功能空间，也是市镇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是古人围绕运河开展生产生活的见证并影响至今。在当代，对于运河未干涸的市镇，沿古运河形成的开放空间多转化为休闲游憩带；而对于运河干涸的市镇，古河道绝大部分转化成镇内林带，其公共属性和居镇之中的位置优势，依然吸引着新的公共空间聚集。

 

5结语

 

水是鲁南传统沿运市镇空间演化的主导动力，在黄泛和运河双重影响下衍生出极具地方性的水适应性特色。笔者通过对鲁南传统沿运市镇黄泛与运河双角度、共性与个案双层次的分析，总结出鲁南传统沿运市镇普遍存在的水适应性空间营建内容及所呈现的空间特征。

这种水适应性营建是鲁南传统沿运市镇水适应性空间演化的基础，也是承载鲁南运河景观风貌的物质空间载体，是构成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鲁南传统沿运市镇的水适应性营建是大运河沿运市镇的代表，其水系条件、镇–水关系密切程度、市镇水适应性发育过程与速度均十分典型。因此，从水适应性角度进行研究，

有助于理解众多沿运市镇的镇–水关系及空间演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