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国家突出贡献奨的中国盆景著名专家韦金笙先生，2009年2月9日对此文亲笔进行了修改审定，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2008年12月22日，韦先生还亲自撰写《“以画谈史”—从中国古画中解读中国盆景悠久历史》的长篇论文，对笔者《中国盆景史料图考》书稿进行了评介，公开呼吁，中国盆景绘画佐证“盆景起源中国”，“中国盆景悠久历史”的重大意义。由此也看出了一位中国盆景理论大家的风范。
中国盆景，在新石器时期产生了盆器与草本原始盆栽的史料；在秦汉时代产生了草本向木本盆栽的转化；魏晋时期盆景开始向诗情画意的方向过渡；在隋唐时代产生了盆景意境的飞跃；宋代盆景在唐代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发展；元代使盆景实现了向体量小型化发展；明清则是盆景理论创作繁荣的时期。
但是还得补充说，明代产生了数万种木刻版书籍，而其中的插图有一大批是盆景木刻版画，它成为盆景信息最积极传播者，使中国盆景从宫廷艺术、宗教艺术、文人艺术中走到了民间，广泛普及形成了市民艺术。由此形成了诸多流派与辉煌的中国盆景艺术，并影响了日本与世界。
中国盆景历史悠久，由于盆景是具有生命活的艺术品，不可能长久保存，迄今为止，很难见到有关盆景的历史形象。因此，研究者尽力从中国古代绘画中寻找盆景遗迹，从中发现其发展脉络和历史全貌。
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千百年来成为中国文化与美术的普及工具。在当前，人们大多数仅是研究其艺术价值，而往往忽略了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盆景木刻版画，在对中国盆景的传播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与媒介作用。
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并称为中国木刻版画之父，他们抢救与保护了中国木刻版画文化遗产。而其中就包括一大批具有中国盆景内容的木刻版画史料。
当面对着眼前这一大批珍贵的盆景木刻版画的史料，仰望着鲁迅和郑振铎崇高形象，切不可忘记这俩位文化巨人为抢救中国的木刻版画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反映了各时代真实的社会情态
郑振铎在《中国木刻画史略》中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在《例言》中还认为插图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那些可靠来源的插图里，意外地可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情态。”
万历在位47年，曾有30多年中再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却产生出了“光芒万丈”的木刻版画艺术，并同时也产生了辉煌的中国盆景艺术。“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有甚通俗。不仅是文士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郑振铎语)当社会艰难的时期，某些艺术反而繁荣发展，因为它们较少依赖物质条件，而又正好作为黑暗现实的杰出对抗而出现。历史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辨，也的确无法用惯性思维来解释。
二、变少数人的摆设为大多数人的艺术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把明代艺术的章节称之为“市民文艺”。比较清高些稍知自爱的“士子”们，往往选择了消极的处世态度，追逐于所谓“美”的生活，即山水庭园和盆景，饮食起居乃至小小摆设的享受。而草民阶级借着江南一隅的市场经济，市民文艺来了个大爆发，并且出人意料的带来了又一个文化盛世。而最能表现市民文艺的艺术当然就是木刻版画和盆景了。
以木刻版画作为书籍插图具有先天优越性，不同题材风格、各具特色的书籍丰富了盆景木刻版画的想象力和创作灵感。版画创作者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而将生活中的盆景这一“小小摆设”刻画到众多的插图中。就这样盆景木刻版画迅速、多元的发展和繁荣起来。士大夫阶级与草民阶级相融合的这么一种趋势，使很多著名的文人画家参与到了木刻版画的创作中来，朝气蓬勃的新型文化与传统优秀文化交流的结果，便产生出一大批十分精彩的真实的盆景木刻版画等杰作。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国第一次主动地起到了信息互动的作用。
这一大批盆景木刻版画史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大力宣传，使得中国盆景借助于书籍与木刻版画这对翅膀，从宫廷艺术、宗教艺术、士大夫艺术中走了出来，深入民间，广泛普及，形成了市民艺术。古代盆景艺人识字困难，但看图容易。接触名人绘画困难，但接触木刻版画容易。这就使得中国盆景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少数人的“摆设”，变成了多数人的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三、传播了相对真实的盆景信息
盆景木刻版画与古代盆景绘画，在传播的形式、对象都有区别。绘画有可藏拙者，而版画则一目了然，不精美则必尘俗无可称。古代绘画只在极小范围中传播，多是收藏不与人观赏。由于是独本流传，历来产生仿造，以致真伪难分，年代不淸。盆景木刻版画是附生在书籍基础上，大量印刷，对象是市场上发行，容易看到也就难以产生暴利，制假仿造自然就少。版本鉴别都是极负盛名的专家，其年代真实性相对可靠。
在古代没有现代信息交流技术，这样就使一些相对要求较高的图象交流起来产生了困难。有了盆景木刻版画实物形态图，使人读起来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明确的知道所看到的盆景是什么样的，为借鉴和以后的使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书籍插图无疑为人们按图索骥，查检有关盆景具体事物的形象参考资料，提供了便捷。
盆景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共同语言的交流传递媒介，既具有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价值，又具有客观性、直观性、证言性、写实性、易明性等特征。作为插图中的一个部分，与全图相映成趣，互为注释、补充和引申。它以一个直观媒介的方式，使大多数看书人可无障碍阅读。它以图谈史,图文结合,对书籍所要表达的内容，形象而直观,不需太多的阅读能力即可欣赏。文图相结合目的是为了读者便于观览,在看书的同时身心得到愉悦。这当然体现了明代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刊刻中的商品意识和传播价值。
书坊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自觉地成了盆景木刻版画的积极传播者。通过复本的大量印刷发行,促进了思想的对话和交流,扩大了对盆景爱好的接受群体,而盆景木刻版画从中所起到的传播媒介的作用是功德无量的。
四、传播了盆景图象造型与技艺
盆景木刻版画对于盆景艺人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盆景木刻版画的功用,并不仅仅在于从审美角度,来提高图书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也是盆景的图释指南。写实或夸张美化了的艺术造型,写意性的陈设布局,精心刻画的盆器、花几和园林背景等,无一不为盆景技艺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信息。
盆景木刻版画其中多来自生活中真实的反咉，也被用来形象地介绍盆景技术性的知识，成为一种具有说明作用的图解。在传播书籍内容的时候，盆景技法也随之传播了出去。当普通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他可能注意到的只是内容；但是到了盆景爱好者的手里，他所关注的是同行们的盆景技巧、取材、造型、陈设和风格等等有关审美观念的内容。盆景木刻版画正是凭借自身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在传播着盆景技艺。书籍流传到哪里，这种盆景技法、风格同时也就传播到了哪里。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电信的时代里，显得是特别的珍贵。
五、传播了地域性的风格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讲，盆景木刻画还相对具有某种地域的特征。生产与传播木刻版画书籍的较为繁荣的地区，如扬州、南京、苏州、福州、杭州、广州、四川、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又形成了盆景艺术较为繁荣的地区。不同地区、不同的画家、木刻家，产生了风格相异的盆景木刻版画。由此又产生或影响了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各个地区的盆景艺人。盆景木刻版画本身就携带了盆景这样的一个信息，作为一种可移动的媒介，传播着各类盆景图象所能够传播的内容。在那缺乏信息交流的封闭时代，他是培育、产生历代盆景艺人的肥沃土壤。
六、对世界盆景产生的影响
中国古代盆景木刻版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具民间特色的艺术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盆景木刻版画由于接近民间生活，弘扬善良民风，富含精神生活兼具社教意义；且又降低传播成本，提高艺术效果，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当时喜欢盆景木刻版画的，不只市民喜欢，文人学士也喜欢，明淸时代成为平民百姓的“书中电视”。它占据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描绘出江南社会的风土人情和美好愿望，几乎传遍大江南北，也被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推崇。特别是对日本“浮世绘”(1603-1867年)和盆景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中日文化交流自隋唐以来就一直持续不断，天宝12年(753年)，扬州人鉴真东渡日本，随行的有弟子等24人，携带的物品有各种佛像、舍利、经卷、律典、书籍字帖等。鉴真在传播佛教、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对于日本的医药学、书法、建筑、雕塑、盆栽技艺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巨大促进作用；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盆景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与唐人所授。从此，向往仰慕和珍重唐人文物的风气开始风行于日本上层社会。
明清时期宁波已经出现了面向日本市场的书商和商船，书业大兴，也带动版画进入了其发展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又据《唐蛮货物账》记载：“1771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商船共５４艘，合计有６艘载有书籍，即10号宁波船2箱，15号南京船93箱，19号宁波船4箱，35号南京船1箱，37号宁波船1箱，51号南京船40箱。”在江户时代200多年的时间里，“海上书籍之路”从未间断过。1825年，浙商船“得泰”号事务长曾说：“我帮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有八九。”据统计，仅1840年-1855年的16年时间里，通过“海上书籍之路”运往日本的书籍就达3407种。中国书籍“十有八九”流向日本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江户时代正值我国的清代，中国书籍大规模的、持续的向日本输入，并且在日本迅速翻刻流布，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少有的。
中国书籍中的盆景木刻版画，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经过传抄、翻刻流布世间，对日本和世界盆景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据日本美术史记载，浮世绘是表现民间日常生活和情趣的一种艺术，浮世绘版画的构成，与中国古代版画的画印方法相同。日本浮世绘之前的大和绘是权贵们的消费品，是与平民毫不相干的。此时随商船运载而来的中国书籍中的盆景木刻版画的传播，影响了浮世绘的价值取向，使得浮世绘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最具代表性的盆景风俗画。这对日本盆景从贵族化的少数人的艺术，转变成平民化的多数人的艺术，有着重大的作用。浮世绘中的盆景绘画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结合当时当地民众的需求，出产量大，内容喜闻乐见，深受大众的欢迎，对盆景的广泛普及有深刻的影响。
日本的室町、江户时代，上层知识界全盘接受了中国盆景文化的生活方式，把盆景的赏玩看作是对社会风尚具有教养陶冶作用的潮流。这一风气在浮世绘与盆景爱好者们的影响下，普及了整个日本社会，凡出入高官门第的，都把原来附带培育盆景转而当作一种专业经营，日本盆景事业趋向繁荣。
明清的中国盆景木刻版画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浮世绘画家纷纷借鉴中国盆景木刻版画，并影响推动形成了让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独具一格的日本盆景新风格。为世界盆景的进步做出了不朽贡献的中国古代盆景木刻版画和日本浮世绘，先后成为世界盆景史环节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中国古代盆景木刻版画曾风靡一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形成今天中国各盆景流派的文化基础，也是影响日本乃至世界盆景形成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的盆景木刻版画时代已成过去了的历史，但那丰富的艺术成果依然值得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珍视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