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想要品鉴人物风格时，若对象是”文人”，似乎很难用华美、富丽、高贵、雄伟、威武等属于“壮美”或夹杂社经地位的词汇去形容。想要贴切地活现“文人”的情态，似乎用的是潇洒、飘逸、天真、任性、清高、空灵等属于“个性美”或超脱人间社会的词汇来描述。“文人”仿佛就是从宏伟壮阔的人间社会解放出来，自然认真、简单随性地做他自己。

 

鉴赏“文人盆景”似乎也不宜只用品鉴立体造型艺术的那些“形式原则”——诸如均衡、调和、对比、比律、律动、统一等原则。甚至传统品鉴盆景的几个面相，如自然美、苍古美、意境美等，也无法贴切地用来品鉴文人盆景。因为“文人气”的特色是“充分表现自性”，“自性”实在很难透过“原则”或“范畴”去衡量。

 

因此我们试图再从“文入画”的鉴赏角度出发，探索鉴赏文人盆景的要件。文人画的鉴赏——“逸格”的提出中国画在品鉴画格时，将画分为四品，即：能格、妙格、神格、逸格。（参见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四品”的分法出自于宋朝的黄休复。就黄休复的说法：

 

“能格”注重的是将对象作客观的、写实的描写，能得到“形似”。“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能将对象画得很像，而且笔法又能中规中矩。

 

“妙格”指的是在技巧上，比“能格”更精熟。“能格”还有心于技巧，力求笔法中规中矩：“妙格”则因技巧非常精熟，以致可以不必在意技巧，自然而然就能得心应手，画得惟妙惟肖。

 

“神格“不只在于对象的“外形”而已，更要把握到对象的“内在精神”，使作者的感知创意与对象的精神气韵合一，在“思与神合”的情境下，创造出“形神俱足”的作品。这又从“妙格”的得心应手更进一步，直透作品的精神气韵。使作品在“形似”之外，更能“传神”。山水画或人物画的品鉴，到“神格”已经是顶点了，画论家却又提出了“逸格”来置于“神格”之上。到底“逸格”有什么特征呢？

 

黄休复认为：画中的“逸格”最难类比了。它不受常法局限，素朴平淡，笔法简单，形体自然呈现。无法用任何规范来描述它，因为它是创意的表现。（黄休复：“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日逸格尔。”笔者自译为白话文。）在这段论述中，黄休复提到“逸格”的两大特征：一是“不拘常法”，二是“笔简形具”。

 

“不拘常法”原是就“笔法”来说的。笔法不被既成的方式所限，“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苏子由称孙遇），自然会影晌“画境”，使画境从“常法”中解放出来，超脱俗套，呈现新意。这就是“逸格”中的超逸、飘逸、放逸。

 

“笔简形具”原也是就笔法与取材来说。“简”的过程是一步步削除、一步步澄清。“简”到极致，就是削尽冗繁、洗尽尘滓，使繁华落尽，独存神髓。这样呈现出来的形体，已经不是原本的形体，而是被澄汰后简之又简的形体。这是“逸格”中的简逸、清逸、高逸。

 

“逸格”与“神格”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神”是忘规矩，“逸”则是超出于规矩之上：“神”是由外在的“形似”升进到内在的“传神”，“逸”则是由内在的“传神”再纯化、再澄汰，损之又损、简之又简到“独存孤迥、近于玄微”。这是内在精神的升进、意境的升进，而不是笔法技巧上的别树一帜而已。若只在笔法技巧上“不拘常法”而缺乏意境的升进，大概只会流于荒诞、狂怪、浮浅，而不是超逸、飘逸、简逸、清逸了。所以徐复观先生认为“四格”中的“逸格”，应是“由人之逸向画之逸”自然呈现出来的。亦即胸怀隐逸的读书人，以其高洁的人格、清静的生活、脱俗的生命，自然而然创作出“笔筒形具”的文人画。

 

蒋勋先生谈到“文入画的飘逸精神”时也提到：“逸品”强调内在精神，不在意外在的形式技巧。“逸”成为一种“品格”，“逸”成为一种“意境”。“逸品”和“神”、“妙”、“能”三种分类都不一样，成为文入主导的美学新方向。（参见蒋勋著《汉字书法之美》，远流出版社2009年版。）

 

可见将“逸格”置于“神格”之上，是特别就文入画的品鉴，关联着文人本身的内在精神与意境升进来说的。当然与文人本身的人品、才情、学问、思想是不可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