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私家园林发展的4个阶段

     

     私家园林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影响的结果。对于徽州园林来说，徽商不可否认是其发展的重要推手，“徽商”的形成、兴盛与衰颓无疑成为徽州园林史上的重要节点；此外，朝代更迭、战火兵燹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章结合徽商的发展轨迹与时代背景将明清徽州园林分为4个发展阶段展开讨论。

     

     

     永乐至正德年构成的“明中前期”是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恢复期。“国家鸿昌茂庞之运，莫盛于弘治”[8]。明王朝的第一个“盛世”给园林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绝佳环境。对于徽州来说，此间徽商孕育并正式形成，是徽州私家园林走向鼎盛的重要准备期。徽人从事商业经营的历史自唐宋便开始，而“徽商”用以指代徽州商人、商帮的称谓直至明正德末、嘉靖初才出现[9]。因此，嘉靖便作为第一个断代节点。“出贾既多，土田不重”[10]。

     

     此间徽人经商已蔚然成风，徽人对待业贾的态度大为转变，文士心态也受到极大影响。元明交替之际的政治环境压力，大多数文士早已在元代放弃仕途而安心归隐，更有多数弃儒从商者，他们耽于山林之隐、或耕或贾，“文士才士著书立言……乐其山水风土之美，不屑乎人爵者在在有焉”[11]。这种风气的影响在此间得到快速蔓延，伴随王朝盛世的到来，造园怡情自娱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这一时期，文人园林居于主流，休宁、歙县、婺源历来文士辈出，也是徽州文人园林的聚集地，如林泉耕读、韫玉山房、筠谷幽居等。另外，商人开始参与造园，且不乏名园，如休宁商贾叶氏，其所建留春轩、壶天秋月，获多人题咏，包括太常少卿陈音、翰林侍讲董越等，远近闻名。而此间商人造园也以幽邃清丽的逸人处士之风为主，是元一代“君子筱居”的延续。园林规模上普遍较小，多以一亭、一轩、一楼为一园；尚未形成明显的人工山石造景，重以花木营园、植物比兴，园记表现出明显的以人为重。另外，花木造景对林、田的偏好已初现端倪，表现在对山林环境的利用和梅竹森然之景的营造(表3)。

 

 

自明初以来，百余年的休养滋息建立起的盛世局面，经正德武宗帝一朝的荒诞、恣意乱为而逐渐式微。自此，“侈靡相尚”的社会风气开始滋生，反而促进了以追求享乐、豪奢的园林营造。汪道昆描述道“嘉靖中……时尚方盛兴作备游观……凡诸宫室苑囿，台沼山陵，靡不睹之矣”[12]。而这一改变的最大推手无疑是商人群体。

 

王世贞(1526—1590)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13]，当时的苏州园林当属最佳。“贾而好儒”的徽商一方面将造园作为彰显文人身份的筹码，以此融入士族阶层；另一方面，受宗族文化和隐逸高士情怀的影响，将源源不断的资金反哺回乡，修祠堂、建第宅、筑园亭，造就了“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的繁荣景象。如此一来，徽州不仅修建了大量的私家园林，村落、市镇亦得到完善，造园主以其自身诗意栖居的方式影响并带动着村居环境的园林化建设，成就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大美乡境。

 

据统计，这一时期徽州的私家园林有近百处之多，有园景描述的亦有45处，在数量上可谓空前；而园记也由重人向重景转变，对园景的描摹如画正是此间园林兴盛的重要表征。造园群体上商人以绝对的优势居于首位，然而大部分徽商兼事儒、贾，士商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徽州造园主的另一特征。“业贾”的财富积累及“好儒”的文化修养直接将徽州园林推向全盛，园林艺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徽商群体的加入促使以家族为单位的聚集性造园之风盛行，如商山吴氏一门的4处园林，孙氏父子的荆园、奕园等，均颇具盛名。另，徽商的加入也使得紧邻水运交通要道的市镇、村落成为园林的聚集地，如歙县西溪南村，《丰南志》中记载的仅一村之园就在40余处以上，可谓全村同在园中居。

 

 

士商融合的背景下，园林的艺术水平、审美高下并不能直接以园主身份来简单断言，文人园林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攸居”，而商贾园林也不尽是奢靡浮华的世俗宅第。因此，此间徽州私家园林相较上一阶段的主要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其一，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园林风格的普遍“由俭入奢”，表现在园林规模的扩大、建筑体量与型制的丰富，以及山石、花木等选材的讲究。



人工置石、掇山开始盛行(表2)，并伴有外来石材的应用，如曲水园聚太湖石为山，荆园以吴石百艇为山等，但因徽州多山的地貌优势，山地造园和造园观山依旧是山石造景的主流；此外，园景规模增大、建筑数量增多，改变了一亭一楼即为一园的山野小园模式；其二，徽商群体的差异化发展促使造园的审美分化和园居追求的差异化，既有如吴天行者“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14]，亦有如吴继良者“独尚雅素”“无雕几彤镂之器，无土木文锦之美，无狗马声色之奉”[15]；然独尚雅素者多与文人高士身份的塑造有关，由此催生了以典故结构的集锦式园林布局，园林成为文化学识的展演场[16]，休宁汪村的坐隐园(图3)是典型代表；其三，造园审美上，传统的文人向好依旧居于主流，“今人择景以怡情，亦犹昔人对景以行乐也。



虽与盘谷愚溪弗同景，琅琊南岳弗同旷，景虽殊，而情一时虽旷，而乐同……皆归于适志而已”[17] 。与此同时，伴随心学的传播与冲击，三教思想在徽州快速蔓延，使得园内象征三教的园景比比皆是，如遂园中寓意神仙洞府的山石之景、孤高清虚的阿阁、菊圃和众香坐、小浮屠代表的禅宗之景及思初所、荫堂构成的思亲之境。

 

 

明末清初的40余年，徽州因处于皖南抗清斗争的始发地，经历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火肆虐，致使徽州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均遭受重创，锦坊尽毁。许楚(1605—1676)言“己亥秋，贼拥众驻草堂，凡十七日，藏书数十担，尽为盗掠”[18]，晚明徽州的繁盛园林多在此间被损毁。而清代初期，徽州几乎处于百废待兴、休养生息中。

 




 

这一背景下，徽州私家园林的建设也一度沉寂，在数量上较明中后期大为减少(图4)。由于徽商遭受重创，造园力显著下降，文人志士成为造园主导，造园立意上呈现出回归宋元文士对淡泊、俭雅、自适的追求；而园林营造也回归山野小园，鲜有大规模的造园记载。

 

 

清朝政权在动乱后很快迎来了全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徽州私家园林也在此间迎来了明清成熟阶段的第二次高峰。数量上较清初有明显增长，亦不乏名园产生，但相较于晚明的巅峰时期亦不可同日而语(图4)。这一现象与清一代所盛行的捐纳之风有关。与晋商的“学而优则贾”不同，徽商向好“贾而好儒，左儒右贾”，走“官商一体化”的发展之路，官商互济使徽商在清代发展达到全盛。

这一背景下，徽商在外尤其是扬州大肆建园，不仅作为自家居所，更承担接待王室、贵族的重任，从而使徽商造园被赋予一定的政治目的，园林往往带有仿宫廷园林之形制[19]。如此一来，时下造园与明一代纯粹的文人向好有了本质区别，再加上战乱兵燹的破坏，极大影响了徽人返乡造园的热情；换角度而言，造园与徽人单纯追求文士形象的关系趋于弱化，请记求记者明显减少，使得园记数量大为削减，从而在统计结果上呈现出徽商全面恢复而徽州园林却不如晚明热闹的现象。

与此对应的，选择返乡造园者虽仍以官员、巨贾为主，但有回归早期造园以修身、自适的传统，园林的讲学、读书功能显著，尤以汪氏不疏园最为典型。不疏园取陶诗“暂与田园疏”的反意为名，以劝诫后世“常守厥志，不致苟于利禄，而饕餮于宠荣也”[20]，作为一座集藏书、教学与居住功能于一体的园林，培养了诸多名流大家。

 

另外，造园理法上也趋于成熟，(清)章熊以咫尺之园，名之以拓，将徽州历来造园对园外山水的观照上升到理论高度，“余不以园为园，而以目之所际为园”[21]，正是徽州园林村居的独特营造方式。园不拘自身大小，亦不必择址山林，便可享草树云峦、刍牧翔泳之景，促进了徽州庭园的发展成熟，园林向小而巧的精细化趋势发展。

 

然，也正是徽商与封建势力的过渡捆绑，导致了徽商最终未能实现自身的转型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最终走向消沉，徽商的倒台也预示着徽州私家园林终将枯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