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徽州私家园林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演变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结果，具有转折变化的动态性，同时又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规律。

 

3.1  园林分布、数量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时空同步




 

 

从明永乐至清道光间4个发展阶段的数量与分布图来看(图4)，嘉靖至明末的晚明阶段是园林兴建的高峰，并于清康乾期间再次复兴，其发展趋势基本与徽商同步。从分布区域上看，主要聚集于盆地、山谷及周边浅山，尤以歙、休二县最为集中。

一方面徽州多山，盆地是适宜房屋营建和农业开发的主要区域，是古徽州城镇、村落的聚集处，也因此成为园林的聚集处；此外，盆地、山谷易形成河流，为园林营建提供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具备便捷的水运交通优势，休、歙盆地正处新安江五大源头水系的汇集处，发达的水系资源滋养了明清作为古徽州造园主力的徽商群体和发达的村镇，如西溪南村、潜口村、岩寺镇等，均有大量园林分布。

 

 

园主是私家园林发展轴线上不可忽视的指标。从统计结果来看，徽州重商兴商的民俗社风下，商人普遍参与造园成为趋势，但文人及带有文人审美趣味的园林始终居于主流。受传统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影响，徽人历来崇儒尚教，徽商更加注重自身文化与德行的修养，并向好文人雅尚，同文人一样善诗文、好书画、赏古玩，更与名流大儒共室而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徽商园林的文人特质和审美趣味。

因此，在徽州，文人与商贾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文人可能出生于世代业贾的家族，而富商也可能是弃儒服贾者，儒、贾并存并重成为徽州造园群体的典型特征。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徽州造园主们深受儒家思想和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推动着返乡造园的热情，催生徽州地域园林艺术的繁荣，并影响着徽州私家园林秩序化的建筑布局、方池偏好，以及园祠并置的孝悌之景等理法的发展成熟。

 

 

根据园林检索结果及不同时期园址环境来看，表现出明显对村舍、农田、山林等环境特征的审美倾向。而选址山野村郊正是园林造景不同于城市园林的重要原因。城市园林讲求“壶中天地”，而山野别业则追求“纳万境于几席”。这一特征的得出除了园记中大篇幅的园址环境描述外，园画亦是证明。



正如图2所示，徽州私家园林往往被置于广泛的自然山水环境中，除园内景物的营造，更注重园与所处山水环境的互动共生。园林实体虽会因历史变迁、人为改造而变化、倾颓，但园外山水格局却始终如初，水香园古画(图2-4)所表现的山-水-田-园的序列，如今仍旧清晰可见(图2-5)。

 

徽州园林从大处着墨[22]的造景方式是徽州地域环境中孕育的独特理法，是贯穿园林发展始末的重要特征。如明代早期的休宁留春轩、筠谷幽居等徽州少见的城市造园案例，亦在景观营造上强调以“草径盘回，树林阴翳”之景，融园于城北的松萝山；发展至晚明大规模园林的兴建时得到进一步巩固，如吴氏季园、孙氏奕园、汪氏坐隐园等徽州大型园林，皆依山傍田而建，将周围山水、田畴、村舍均纳入总体考量，园林被置于大的山水环境的观照中，“纳万境于几席”，融园于自然。  

 

  本文对明清徽州私家园林的研究，构建了基于方志、文集、族谱的检索网络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围绕园记、诗文、园画等史料记载的园林发展历程及特征研究，补充了对徽州私家园林的认识，同时亦有利于突破以实体研究为主和聚焦城市园林的研究寞臼。徽州素有“文献之邦”的美称，本文对徽州园林文献的研究仅是冰山一角，仍有诸多内容有待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