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学科领域环境正义研究热点

 

由于国情和发展历程不同，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环境正义研究的起源和聚焦上存在着一定差异。国外环境正义研究主要围绕不同群体间的环境不公平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环境设施分布不均以及人口增长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间的环境差异逐渐显现。

因此，城市空间环境正义及城市绿地空间公平等成为当前风景园林学科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17]，其研究内容集中于6个方面。
 

 

绿地是市民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在城市空间的分布情况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合理的绿地空间配置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使用效率，促进绿地公平。因此，公园绿地的空间区位配置问题成为绿地环境正义的研究热点内容之一。

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早期受均等分配思想的影响，把均等分配作为绿地公平的目标，强调在地理空间单元上的人均公共服务量相等，并未考虑公园绿地的实际空间布局，没有真正地体现出公平性的内涵。后期学者开始意识到绿地公平性的本质是公园区位的合理配置，不仅强调绿地数量的均等，更要考虑空间布置的公平，通过合理的空间配置最大限度提高绿地带给市民的福祉[18]。

肖荣波等[19]采用GIS网络分析与缓冲分析方法，探究了广州公园绿地在街道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差异和社会公平性问题。周详等[20]应用ArcGIS中邻域分析方法，探讨了面向行为尺度的城市绿地分布格局公平性。

 

3.2绿地可达性

 

绿地可达性又称可进入性，是影响绿地空间使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反映了居民到城市公园绿地的难易程度，可以有效反映居民实际获得的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从而表征公园绿地环境正义。

 

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最开始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初步探讨距离与城市公园的关系[21]。随后学者们开始拓展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范畴，在可达性影响因子的选取方面，距离、时间、交通以及人是迄今相关研究涉及最多的因素；常用的研究方法有两步移动搜索法、最小邻近距离法、简单缓冲区法引力模型法等[22~23]。公园的可达性是公园的空间分布及服务能力状况差异的指针，对可达性的研究能为公园的布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环境正义思想引导下，公平性的诉求也有所变化，逐渐从“空间公平”上升到“社会公平”层面，推动公园绿地规划改变以供给侧为主体的传统方式，需求侧在规划中被更多考量[24]。

张晓荣等[25]认为公平在城市空间层面应该强调公共设施供给与人口分布之间的匹配关系，实现公园规模与服务人口规模间的均衡性。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测度公园绿地公平性已经成为未来公园绿地环境正义研究的重要方向，木皓可和朱高栎等[26~27]通过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关联度计算，对城市公园绿地配置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评价。

因此，规划师在公园绿地空间规划时，应优先考虑将公园建在需求远大于供给的地方，而不是单纯以地块周边公园数量的多寡作为规划依据，因为有的地方即使周边建成公园数量多，但由于居民居住密集，公园服务可能仍很缺乏。

 

3.4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21世纪以后，城市步入精细化治理阶段，此时有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和收入的人群在公园的使用能力上有差异，不同需求的人群对内部环境资源的使用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28]，更需要绿地空间的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却在绿地空间使用上受限，并且在规划决策中仅有微弱的政治话语权[29]。此时绿地的公平性开始注重“群体均好”[30]，强调以社会群体能力与需求的不同为前提，应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进行考虑，并向弱势群体进行倾斜。

唐子来[31]提出公平正义需要建立在各个社会群体的能力和需要的基础上，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向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并运用份额指数对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正义绩效与弱势群体的空间关系进行评价。周兆森等[32]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各项利益能够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不偏袒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同时关注弱势群体。

 

3.5空间绩效

 

公平与正义并不等同于平均，在现有城市规划下，已建的绿地分布在城区的各个街巷，被周围环境包被，其面积无法向外扩展，质量也难以优化，生态效益的提升更无从谈起，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者们对公园绿地空间绩效问题的关注，从空间公平和使用效率两个方面来探讨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合理性[33]。

 

段献[34]以可达性、绩效指数、空间叠置分析为主体，构建了城市公园绿地空间正义绩效评价方法。唐子来[31]采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以及区位熵方法，对上海市公园绿地社会公平绩效进行总体评价，形成一套公共基础服务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方法体系。城市绿地作为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无限制供给，而增强公园效率则可以突破原有供给限制，达到系统层面的公平，所以在公园绿地资源的分配中应该同时考虑公园绿地的空间公平与使用效率。

 

3.6环境绅士化

 

城市绿地空间具有外部经济效益，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对周边住宅价格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35]。因而，城市绿地的建设可能会产生新的环境正义“陷阱”。在城市大力建设绿地，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会带来附近地段房地产的升值，产生“绅士化”现象，导致周边本应受益的居民陷入生活成本上升的困境，部分低收入居民不得不搬迁到城市环境破败、绿地空间仍旧匮乏的低房价地区。

这无形中剥夺了弱势居民享有方便进入绿地空间的权利，带来新时代的环境公平问题[36~37]。城市绿地建设导致的环境绅士化问题不单发生在中国，更是一个全球城市需要重视的问题。因此，在城市绿地空间建设中不应只考虑绿地的规划设计形式和功能，还要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公众可以参与绿地建设，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实现环境正义。

 

4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研究，利用VOSviewer软件分析了2020年以前WebofScience与CNKI数据库中国内外环境正义研究成果，并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呈现了研究热点及演进历程。随着我国市民对生存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城市绿地建设如火如荼，绿地的正义问题还将持续作为我国风景园林学科的研究热点。但由于城市绿地的建设涉及规划决策、方案设计、资金投入和维护管理等众多环节，如何实现绿地公平，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推进。

 

1）多学科融合，多元策略。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分布不公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自然地理条件、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对于城市绿地环境正义的研究，未来应多注重学科交叉，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强调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并以多样化与多元化的策略来解决环境正义问题，从而推动公园绿地空间体系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2）研究对象的细化，衡量主体的变化。随着城市的紧凑发展，空间密度增大，零碎的空间被不断挖掘利用，研究单元将由前期大尺度的城市、区域，更多地转变为小尺度的居住区绿地和小游园等。这些微小型绿地的空间整合与质量提升将成为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衡量主体也将由“供给侧”逐渐向“需求侧”转移，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特别是要为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帮助。

 

3）新兴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常规的城市绿地建设情况评价多以绿地率等指标为依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的城市数据收集和管理手段可以更精准地描述城市空间和人群信息，弥补了传统研究中空间数据与人口数据精度不足等问题。新兴技术的应用将更有利于绿地公平问题的深层剖析，有利于城市绿地空间的公平和科学布局。

 

4）绿地与健康城市。近期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考验着城市的防御能力，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人民逐渐意识到绿地对于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在如今灾害常态化的趋势下，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把居民健康及福祉纳入城市规划，建立以健康为导向的绿地设计模式，以及健康与韧性相结合的城市设计都将成为必然。

 

5）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积极的公众参与有助于帮助政府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及有效的治理策略和机制，因此对绿地的有效管理与精确规划不应只由政府制定，也越来越需要公众的投入。参与式的绿地更新项目研究与实践将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