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阳百咏》探析光绪初年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
摘要：【目的】从人居环境学的角度，探究在清末外部变化影响下仍是帝国陪都的盛京城内文化景观和城市空间变化，以填补盛京城清末文化景观研究的不足。
【方法】以《沈阳百咏》为依据，运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时间地理学分析、历史地理空间分析量化光绪初年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类型和时空信息，探讨文化景观的分布规律，并通过对比清朝前、中、末期城市空间，总结光绪初年盛京城的风貌特点。
【结果】将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归纳为“游憩玩赏”“盛京旧制”“市井生活”“信俗集会”4 个一级分类及 15 个二级分类，发现文化景观类型与季节农时有强关联，不同文化景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有显著差异，整体上集中于关厢地带，城北景观密度高于城南。通过将《沈阳百咏》中城市空间与清前、中期城市空间对比发现，光绪初年盛京城已成为有满族特色的地方中心性城市。
【结论】对《沈阳百咏》的深入挖掘填补了清末盛京城文化景观研究的缺环，为清代盛京城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也为后续通过诗文分析盛京城文化景观格局提供了参考。
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包括人及其物质延伸、生活活动以及活动承载的客体[1]。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对现实和未来的把握，也需要对历史演进过程的关注。进行历史时期城市人居文化景观的研究，即通过探索人居活动与物质空间来重现历史时期鲜活的城市景观和社会风貌，有助于挖掘地方性文化景观资源。盛京城（今沈阳市）作为清代关外陪都，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背景造就了独特的城市风貌。
目前学界对盛京城的研究集中在建筑学、城市史、规划史、园林景观、民俗学等领域，关注的问题包括城市空间格局[2]、城市形态变迁[3]、城市景观建设[4]、多民族融合对城市发展的影响[5] 等，鲜有从人居环境学角度进行的历史时期文化景观研究，且研究时期集中在清朝前、中期以及民国时期，对清末期的关注较少。
古诗词作为民间史料，具有词义高度集中、空间层次清晰、时间刻度精细等优势，可以准确反映当时的人文场景，解释文化特征。目前学界开始借助数据挖掘的方法，对诗词中的景观进行量化研究[6-8]；近年来，将文本分析方法与地理空间相结合，引入 Arc GIS对诗词中的地理空间进行可视化分析[9-12]，已成为历史城市空间领域的热点之一；此外也有学者从地理空间视角研究文学家的行为空间[13]特征和作品表征的景观地域特征[14]16-21 等内容。
本 研 究 以 缪 润 绂 所 著 的 光 绪 四 年 （1878 年）版《沈阳百咏》[15] 为研究材料，
运用文本挖掘和 Arc GIS 等工具对光绪初年的盛京城文化景观进行定量分析，探讨文化景观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归纳出这一时期盛京城的城市风貌特点，尝试勾勒出封建王朝最后时期盛京城的真实一面。
1 研究方法
1.1 缪润绂与《沈阳百咏》的时代背景
以诗文冠辽东的缪润绂（1851—1939）是清末盛京诗坛的重要人物，字麟甫，号东霖、钓寒渔人，满族汉军旗正白旗人。光绪元年 （1875 年），缪润绂中举，并于 26 岁（光绪四年，1878 年）著成《沈阳百咏》（简称《百咏》）。此时的大清帝国先后经历 2 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各地接连的农民起义，光绪初年的晚清政府大厦将倾，已无暇顾及陪都盛京。正如缪润绂在《百咏》自序中写道的“虽通志所称醇良朴素，衣冠文物之盛者，今又阅数十年。而世事变迁，治道得失，闻政者苟非下采风谣，其又何以识是而非辨邪正乎”。缪润绂的青年时代，距乾隆重修《盛京通志》（1784 年）已近百年，此间再无官方志书修纂，且距清帝最后一次东巡盛京（道光九年，1829 年）已过 50 年，皇家的影响也已远去，以至于缪润绂仅以 “沈阳”名其“百咏”。
《百咏》以独特的民间文人视角记录了清末盛京城社会的全景式画卷，学界对《百咏》的研究多从文学[16-17]、民俗学[18-19] 角度进行诗文素材分析。从人居环境学的角度，《百咏》可以作为历史的切片，填补官方史料的空缺，展现光绪初年盛京城风貌和居民生活状态，探究文化景观的城市空间分布；同时可通过对《百咏》的研究，分析在外部变化影响下，仍旧是清帝国陪都的盛京城内城市空间较清前、中期发生的变化。
1.2 研究思路
缪润绂以竹枝词的形式对盛京城文化、民俗、物产、名胜等进行咏诵，其中有大量描写清末盛京城的文化景观信息。本研究采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方法，将文学性描述转变为量化信息，探究光绪初年盛京文化景观的类型构成。将《百咏》中的 100 首竹枝词转化为 txt 格式，并使用 ROST CM6 工具进行分词，筛选出其中与文化景观相关的词组作为源词条。由于古诗词中同一景观要素有多种表达方式，因此使用 Ultra-replace（超级文本批量替换工具）将景观要素源词条替换为标准化词条进行词频统计。《百咏》中缪润绂以按语①的形式对每首竹枝词进行解释性说明，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盛京文化景观地理空间、景观时间、参与人群等。对《百咏》素材进行梳理统计发现，有时间记述的文化景观描写共计 80 处、具体的文化景观空间记述 58 处②、结构性的聚落文化景观空间描写 4 处，这为通过时间地理学、历史地理空间分析盛京城文化景观提供了量化分析的依据。
时间地理学从时间和空间 2 个维度分析人的时空行为，已有研究多以一天当中的不同行为活动为研究内容，分析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结构。但由于缺少对历史时期城市居民活动的精确文字记述，且古代居民的城市生活节奏以农时季节为规律，因此本研究以年为研究时间单位[14]6，以桑基图的形式呈现不同文化景观的时间分布规律。
历史地理空间分析是在 Arc GIS 平台展开，选取年代相近且制图规范的历史地图③，在Arc GIS 10.8 中进行图形叠加，通过历史地图与现代卫星地图（2023 年谷歌影像地图）的古今同址地物点进行地理配准，将各历史地图纠正至 WGS1984 坐标系下（图 1），得到有坐标信息的盛京城研究底图，底图中城市街巷机理参考自与光绪初年最近且制图规范的 1912 年 Moukden 地图。将从《百咏》中获取的景观空间信息进行空间定位，在研究底图上识别、获取历史文化景观的现代坐标信息，通过核密度工具分析这一时期盛京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规律。
2 盛京城居民的典型文化景观类型
笔者提取文本挖掘获取的词频排序前67 位的文化景观特征词作为文化景观类型研究的重点（表 1）。由于文化景观构成的复杂性，既有的划分文化景观类型方法众多，本研究从人居环境学角度，结合文化景观中的活动性质、景观空间场所和盛京城历史文化特点将盛京城文化景观特征词总结为 4 个一级文化景观类型、15 个二级文化景观类型 （表 2）。
游憩玩赏指由居民闲暇时自发性的游览休憩与活动空间构成的文化景观，其词频共计 61 次。光绪初年的盛京城还未经外国势力侵略，但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下已无暇顾及盛京，盛京的园林建设也处于停滞状态，此时民间百姓可游赏的大多是依托自然风光的城市公共园林景观以及遗存的古迹名胜，缪润绂对盛京城游憩玩赏景观的书写可分为访古探幽、园林逸趣、观山游水 3 类。
盛京旧制指由官方约束的指定性固定活动与活动场所构成的文化景观，其词频共计33 次。盛京因其政治特殊性存在一些独有的陪都景观，如为盛京旗人发放人丁钱的吹城活动景观、皇家祭祀仪式皇寺跳跶等。
市井生活指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市井景观，也是《百咏》中对盛京城描写的重点，其词频共计 195 次。缪润绂笔下的买卖贸易、交往拜贺、沈城民俗、茶酒宴饮、赌博烟妓、观演听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化景观。
信俗集会指受信仰或节日约束的非日常性景观，其词频共计 82 次。信俗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传统的民间信仰崇拜是其产生的重要源头。烧香、还愿、超度是广泛流行在民间的传统宗教活动景观，此外，盛京城内还有众多异彩纷呈的节事盛典及庙会游胜景观。
从不同类型景观的描写频次也可以看出，缪润绂重点记录的是市井生活、信俗集会以及游憩玩赏景观，景观活动与民间社会高度相关，而对与官方活动、皇家空间密切相关的盛京旧制景观的记录寥寥无几，说明盛京的政治地位不再是民间社会关注的重点。
3 光绪初年盛京文化景观时空分析
3.1 文化景观时间分布
80 处盛京文化景观的时间分布（图 2）清晰地反映出光绪初年盛京城文化景观在季节上存在不均衡现象。缪润绂对春季景观的描写最多，冬季景观最少，景观数量呈季节性递减趋势。春、夏季的景观数量较多、分布广泛，各个景观类型均有分布；秋、冬季景观数量锐减，集中于与民生关联最密切的市井生活景观。
从景观类型上来看，不同景观呈现明显的季节分布差异。游憩玩赏景观受季候限制集中于夏季。盛京旧制景观由于其景观活动性质的特殊性，并无明显的时间规律。市井生活景观与盛京居民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广泛分布于一年中的各个季节，但其中的小类景观也存在一定的时间规律，如买卖贸易景观大量分布于秋、冬季，秋收后，各类粮货上新，大量商贾集中于盛京城内的各行各市进行交易，盛京地处东北气候严寒，居民需囤煤囤粮以度过漫长冬季，因此缪润绂对秋、冬季的买卖贸易景观描写众多。
信俗集会景观集中于春夏，正月节事众多，《百咏》中多有相关刻画，如“衣冠拜贺岁新除”的拜年活动、“龙蟠狮舞斗回环”的元宵乐事，再如“泥牛却管春何事”的立春习俗等。春夏之交的三、四月份庙会众多，如三月三的三皇庙会、三月末的天齐庙会、四月中的娘娘庙会、四月末的药王庙会等。由此可见盛京城文化景观呈现以季节农时为整体规律、以节日民俗为影响因素的时间特征。
3.2 文化景观空间分布
对于文化景观地理空间的考证，分为 3 种情况：
1）通过比对《百咏》中缪润绂的记述与历史地图中信息进行考证，辅以其他历史资料进行定位；
2）对于历史地图中无信息记录的空间，则以《百咏》记述位置对应街道的形心作为景观要素坐标点进行提取，如画棚（“四平街开设画棚”）、粮行（“粮市在鼓楼南大街”）、占卜行（“怀远、外攘两门之间……卖卜人多业于此”）；
3）对于历史地图无记录、《百咏》中无记述的空间，则参考同时期历史资料进行定位，如车市 （“八门及抚近门外头道沟北、内治门外小金桥，福胜门外横街，皆为踮行之所”）[20]81。并对地理可考的 57 处文化景观点进行空间定位，针对不同类型活动的空间进行核密度分析；而对 4 处结构性文化景观——城内涝池④、八关、街道、城楼的描写，则作为城市底图绘于空间分布图中（图 3）。
从景观类型上来看，盛京城不同文化景观呈现明显的地理分布差异。《百咏》中游憩玩赏景观空间点 4 处，主要位于城内遗址古迹和城外自然郊野，分布较为分散，分布地点为崇寿寺白塔、凤皇楼（同今凤凰楼）、小河沿和万柳塘。盛京旧制景观空间点 19 处，广泛分布于各类城市空间中，但在地理空间上集中分布于内城，有钟鼓楼、凤皇楼、府尹公署及八处城门，关厢⑤地带存在宗室觉罗学⑥等官修场所，而城外的文化景观空间点为皇家祭祀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北塔法轮寺实胜寺以及教场。市井生活景观空间点计21 处，在城内分布不多，仅有粮行、画棚、长安寺银市及万兴楼饭店，关厢内围绕城墙聚集分布大量行市如车市、工夫市、占卜行，这表明盛京城墙不局限于边界作用，此时更发展为百姓的商业集散地。信俗集会景观空间点 13 处，分布的场所有三皇庙、太清宫、天齐庙、吉祥庵、仙人洞、娘娘庙、药王庙、小南天主教堂、清真寺等，景观中活动依托的宗教信仰多有不同，且地理空间分布上较分散，但大多集中于关厢地带。
从地理空间上来看，盛京文化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有内城 14 处、城门点位 8 处、关厢地带 31 处、外城外 4 处，文化景观主要分布于外城墙内，集中于关厢地带与内城墙周围，景观空间高度聚集于四处角楼附近，并且城北区域景观密度高于城南区域。城北部自小西关至小东关沿线均有景观分布，可知此区域是缪润绂对盛京文化景观空间描写的重点，因此在此推测自小西关大街—小西门正街—四平街—小东门正街—小东关大街这条贯穿盛京城的东西道路是光绪初年盛京居民活动的重要空间。
4 光绪初年盛京城——有满族特色的地方性中心城市
就清代盛京城而言，清前期地方民间史料记载较少，清后期缺少官方史料的记载，记录城市史料类型的变化，也恰能说明盛京社会的变迁，不同类型史料记录内容的差异更展现出城市空间的具体变化情况。《百咏》中被记录和表达的城市空间代表了光绪初年盛京城的城市特征，与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版[21]、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版[22]《盛京通志》中盛京城图的城市空间对比，通过记述重点空间的差异分析城市性质的变化，发现光绪初年缪润绂笔下的盛京城已发展为有满族特色的地方性中心城市（图 4）。
按照空间权力所属、空间功能、活动人群等将盛京城图中的空间要素与《百咏》中文化景观所处的城市空间划分为陪都营建、地方衙署、信俗典仪和旗民生活 4 类⑦。图 4中对盛京城城市空间点的分析中未计入城门点位，城门仅作为分析城市空间的城建基础设施底图，不赋予其人为的特殊含义，各时期盛京皇宫地理空间范围参考自《盛京宫殿建筑》[23]。
4.1 淡出居民生活的官方权力空间
自努尔哈赤迁都起，盛京城作为后金权力中心登上历史舞台，而后一跃成为帝国都城。皇太极时期大兴土木，增拓城门，划井字街，并匹配宫殿、官署、坛庙等象征皇权的都城要素，皇权高度集中于城内。入关后，盛京作为关外陪都，其政治地位随每次清帝东巡得到彰显，城建随着帝王的到来得到发展。康熙、乾隆时期（1661—1795 年），为使盛京的城建与政治地位相称，康熙帝下旨筑关墙，从规模上体现陪都之于清政权的地位特殊性，乾隆帝为解决驻跸、东巡典礼及皇宫布局的需要，增扩盛京皇宫，并修城堞、天地坛、堂子、太庙等陪都设施。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 年）随国力渐衰，东巡内容逐渐简略，东巡开始流于形式，对盛京的建设仅限于宫殿的修缮。
清前、中时期，官方史料对盛京皇宫的记述详尽、描绘细致，而至光绪初年，《百咏》中已很少有对皇权空间的描述，仅有对游憩玩赏景观“梳妆争及凤皇楼”的描写。对城市空间的关注从高度集中于内城内，转变为散布于内城、外城、外城外，对空间类型的关注重点从陪都营建、地方衙署类的官方权力空间转变为信俗典仪、旗民生活类的与民间社会高度相关的空间（图 4）。关注空间的转变说明内城的官方权力空间不断被弱化，逐渐淡出居民生活。
从《百咏》中的描写可见此时清朝政权显现的颓势，“诸童嬉戏将军怒，都在弯弧一笑中”描述武童比武射箭的场景，缪润绂笔下的武童面对武考时嬉戏应对，反映出八旗满洲子弟的日渐羸弱； “门破堂空院少墙，莫将学校论红黄”描述宗室觉罗学的颓败，皇家贵族学堂门墙倾圮，堂室空虚，国语骑射被清王朝视为立国之根本，八旗子弟本应视之为头等要务，但缪润绂笔下却是“书馆”做“饭庄”，更见皇家影响的远去。
4.2 多元繁荣发展的旗人人居空间
盛京城自努尔哈赤时期起至陪都时期，一直延续着旗民分治的管理政策，贵族居住内城，旗人居外城以内，汉民住在城外，旗人按所属旗的不同，居城市的不同方位，笔者依据《八旗通志》⑧对各城门所属进行推测。旧时每年春秋两季，满蒙汉八旗的旗人听到本旗城楼上的螺声，就可以去各旗衙门领朝廷发放的钱粮，谓之“吹城”，诗云“十二楼头雁阵遥，吹螺人又上今朝”，这种经济补助体现了朝廷对旗人特殊的政治待遇。除满蒙汉军旗人与招垦而来的汉族流民、移民外，清中后期也有由山东、河北等地迁入的大量回民[2]182，在西关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 “回回营”（图 5）。
人口膨胀带来经济的繁荣，从《百咏》中“舆梁已驾道途平，百物如山集满城”可见一斑，虽是冬季，大车载货者仍载道不绝，与清初的“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24] 形成鲜明对比，从此首按语“八门开处随意畅行有政赋宽闲气象，他省所不及”可见盛京城的经商环境良好，各地商人接踵而至，八座城门外⑨顺势分行辟市，城门地带与四平商业街共同构成盛京的商业集中地，盛京已然成为地方经济中心。
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使盛京城呈现多元的宗教信仰，清末沈城宗教建筑广布，有汉传佛教寺庙近 60 座、道观近 130 处[25]。“打鼓烧香满院哗”描写了盛京民间盛行的萨满教跳神活动。而皇家一直对喇嘛教进行推崇和保护，无论是皇室重视程度还是民间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如“金铙法鼓动春雷”的官方仪式、“乞子都缘北塔来”的民间活动。此外随回族人口的迁入，清真寺逐个落成，回民围寺而居并进行宗教活动，诗云“一时礼拜尽朝西”。“洋楼钟动日升天”是对光绪四年（1878 年）兴建的小南天主教堂的描写， “入教者每当晨钟动后，整具衣冠，鱼贯而前，趋之若鹜”表明此时的天主教在民间已得到部分群体的认同。宗教活动地点除传统的信俗场所外，也发生于城市公共空间，盛京城重要的接送佛仪式发生于城市路网中， 《陪京杂述》[20]24 载“大喇嘛于是乘太平车抱佛进北门，出西门止实胜寺……值日蒙古人夹道欢呼，扶轮者、投钱者，盖不计其数焉”，足见活动规模盛大。本土信仰萨满教、清朝国教喇嘛教、随流民迁入而兴盛的道教伊斯兰教以及随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而安营扎寨的西洋教派，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多元化的宗教并存状态。
光绪初年，虽人口多元、信仰多元，但旗人仍是盛京城的主流人群。“卷袖衣衫称体裁，巧将时样斗妆台”“踏青鞋小擅风华，木底高高指那家”“弯弯钗子合鬅头，洗手圆盆上绿油”描写了穿高底彩鞋、喜梳鬅头、着大挽袖长及脚面的旗装的盛京女性形象；又有对满族婚嫁场景“纳采、晾轿、坐帐、梳头酒与装烟钱、拜灶与翻箱”以及丧事 “送三、出殡”的详尽描写；更有对民居的描述，如“白纸窗虚结绮棱”的满族民居窗户传统做法、“暖炕春从一夜生”的满族传统火炕等微观视角，与“层层望向春风里，误作连山塔势看”的城市整体景观，拔地而起与建筑主体分离的跨海烟筒如山峦佛塔，这源于满族先民防火的经验，《陪都纪略》[26]中也有“家家正房两山墙外起大烟筒”的描述，可见盛京城内仍以满族民居为主，呈现满族特色的地域景观。
5 结论
本研究运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时间地理学分析、历史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究文人笔下的光绪初年盛京城文化景观，得出以下结果：光绪初年盛京城景观类型众多，结合景观中活动的性质、景观空间场所和盛京城历史文化特点，将景观划分为游憩玩赏、盛京旧制、市井生活、信俗集会 4 个一级分类及 15 个二级分类，《百咏》中传达的文化景观类型不仅贴近人居活动，更呈现独特的陪都特色；文化景观在时间规律上，呈现以季节农时为整体制约规律、以节日民俗为影响因素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主要集中于外城墙内，并呈现沿内城墙外环绕聚集和城北部分自小西关至小东关线状集中的分布特点；对比清朝前、中期与末期光绪初年《百咏》中被记录的空间，发现皇家在盛京城的影响逐渐减弱，盛京城的政治地位持续降低。但从城市角度来说，盛京人口、经济、文化的丰富性在不断增强，逐步发展为有满族特色的地方中心性城市。
由于官方史料的缺乏，清末盛京城文化景观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沈阳百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为分析光绪初年盛京城市面貌提供了依据。对《百咏》的深入挖掘填补了清末盛京城文化景观研究的缺环，同时也为后续通过诗文分析盛京城文化景观格局提供了参考。但由于文化景观记录数量的有限，《百咏》仅能提供一个历史切片，一窥此期盛京城中鲜活的人居活动和城市风貌。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扩大研究材料的样本量，探究如何用最恰当的方式展现历史时期文化景观时空分布规律，对盛京城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翔实而准确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