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外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研究阶段
对研究阶段的划分主要是结合国外关于游憩适应性管理文献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及突现词两方面进行分析。突现词展现关键词在某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可以反映某一时间段内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14]。
本研究选取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文献关键词中前25个突现词，结合突现关键词和研究主题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如2005年以前的干扰（disturbance）、植被（vegetation）等突现关键词体现研究者对目的地环境影响主题的关注；2006—2015年的生态（ecology）、栖息地（habitat）、人口动态（populationdynamics）等突现关键词体现研究内容的深入和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引入；2016年之后的徒步（walking）、社会媒体（socialmedia）等突现关键词体现研究对游憩体验与满意度主题的关注。
根据突现词主题演变规律及实际研究文献内容，将国外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研究归纳为3个发展期：实践探索及理论萌芽期、理论建构与提升期、可持续发展期。
本研究选取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文献关键词中前25个突现词，结合突现关键词和研究主题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如2005年以前的干扰（disturbance）、植被（vegetation）等突现关键词体现研究者对目的地环境影响主题的关注；2006—2015年的生态（ecology）、栖息地（habitat）、人口动态（populationdynamics）等突现关键词体现研究内容的深入和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引入；2016年之后的徒步（walking）、社会媒体（socialmedia）等突现关键词体现研究对游憩体验与满意度主题的关注。
根据突现词主题演变规律及实际研究文献内容，将国外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研究归纳为3个发展期：实践探索及理论萌芽期、理论建构与提升期、可持续发展期。
2.1实践探索及理论萌芽期（2005年以前）
有关国家公园游憩的研究可追溯到1928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Story[15]首先提出国家公园开展游憩活动的重要意义。直到1964年，当时的地理学家Lucas和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研究员Wagar，开始关注游憩者的数量变化和娱乐影响之间的关系，初步讨论了游憩承载力（recreationcarryingcapacity）[16-18]。
这一时期，北美的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从社会学和游憩生态学角度评价游憩影响，发表了很多游憩活动对目的地环境影响的研究文献[19-20]，探讨游客使用类型、使用方式对目的地环境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理[21-22]。
到20世纪80年代，游憩机会谱（recreationopportunityspectrum,ROS）、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isitorexperience&resourceprotection,VERP）、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ofacceptablechange,LAC）等相关游憩管理理论被相继提出并被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等初步应用于游客承载量评估、拥挤度等实际问题；有研究评估限制游客使用方式、限制游客活动区域、游客量监测等管理实践的成效[23]，并尝试探讨评估指标的选取[24]，对上述理论的应用和完善进行广泛讨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研究是通过选取特定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分析，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本大，研究周期长[21]，某些指标的测量受限。
21世纪初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计算机模拟工具在监测数据和适应性管理国家公园游憩承载力研究中的应用[12,25]。该阶段主要基于游憩利用产生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一些理论被初步提出但并未得到完善。
到20世纪80年代，游憩机会谱（recreationopportunityspectrum,ROS）、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isitorexperience&resourceprotection,VERP）、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ofacceptablechange,LAC）等相关游憩管理理论被相继提出并被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等初步应用于游客承载量评估、拥挤度等实际问题；有研究评估限制游客使用方式、限制游客活动区域、游客量监测等管理实践的成效[23]，并尝试探讨评估指标的选取[24]，对上述理论的应用和完善进行广泛讨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研究是通过选取特定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分析，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本大，研究周期长[21]，某些指标的测量受限。
21世纪初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计算机模拟工具在监测数据和适应性管理国家公园游憩承载力研究中的应用[12,25]。该阶段主要基于游憩利用产生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一些理论被初步提出但并未得到完善。
2.2理论建构与提升期（2006—2015年）
游憩活动和自然保护的平衡成为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游客对拥挤的感知和对国家公园管理的态度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26-27]。这一时期，学者开始尝试引入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和模型，如系统动力学[28]、景观生态学[29]等，对游憩活动的负面影响和发生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游客数量、游览季节[30]和游客使用特征（如使用量、使用分布、使用团体的类型、团体规模、旅行方式等）都会对生态干扰的程度、类型以及分布产生影响[31]。
指标构建和测算也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如国家公园种群数量[32-33]、游客承载量[34]、生态监测指标[35]等，对这些指标的测算能够为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提供依据和数据来源。
公园生态监测的步骤[36]，功能分区的策略[37]以及通过解说和教育来规范和约束游客行为、提高游客生态保护意识[38]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此外，由于这一时期森林对人体健康的效益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验证[39]，国家公园的森林游憩[40]受到关注，成为这一时期的突现词之一。这一时期对游憩适应性管理理论的指标构建和测算更加明晰，理论探讨更加深入。
指标构建和测算也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如国家公园种群数量[32-33]、游客承载量[34]、生态监测指标[35]等，对这些指标的测算能够为国家公园游憩适应性管理提供依据和数据来源。
公园生态监测的步骤[36]，功能分区的策略[37]以及通过解说和教育来规范和约束游客行为、提高游客生态保护意识[38]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此外，由于这一时期森林对人体健康的效益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验证[39]，国家公园的森林游憩[40]受到关注，成为这一时期的突现词之一。这一时期对游憩适应性管理理论的指标构建和测算更加明晰，理论探讨更加深入。
2.3可持续发展期（2016年以后）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游憩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而且由于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游客游憩体验感和满意度受到重视，实现游憩影响最小化和游客满意度最大化[41]成为这一阶段国家公园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并带动相关研究的深入。一方面体现在这一时期对游憩活动和游憩服务评价与感知研究的增加[2,42-43]。
徒步作为国家公园内的特色活动，路线的长度、坡度、坡向、海拔、步行时间、景观质量等，都会对游客的体验感产生影响，成为这一阶段的突现词之一。如Goh[44]以徒步旅行适应性指数对徒步道路进行评价并对游客徒步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游客偏好、使用模式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如国家公园的可达性对游客停留时间、旅行花费、偏好活动的影响研究[45-46]，游客使用模式研究[47]等。
此外还体现在对野生动物受游憩影响程度的关注方面[48]，相关研究从可持续视角强调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价值[49]。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大数据网络和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社交媒体图片数据已成为学者研究国家公园游客行为时空特征[50]、偏好[51]的重要数据来源，社交媒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突现词。本时期的研究注重国家公园环境影响与游客满意度的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徒步作为国家公园内的特色活动，路线的长度、坡度、坡向、海拔、步行时间、景观质量等，都会对游客的体验感产生影响，成为这一阶段的突现词之一。如Goh[44]以徒步旅行适应性指数对徒步道路进行评价并对游客徒步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游客偏好、使用模式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如国家公园的可达性对游客停留时间、旅行花费、偏好活动的影响研究[45-46]，游客使用模式研究[47]等。
此外还体现在对野生动物受游憩影响程度的关注方面[48]，相关研究从可持续视角强调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价值[49]。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大数据网络和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社交媒体图片数据已成为学者研究国家公园游客行为时空特征[50]、偏好[51]的重要数据来源，社交媒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突现词。本时期的研究注重国家公园环境影响与游客满意度的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