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代的城市中央公园营造——民国昆明中央公园图案竞赛及首奖考述

 

摘要：通过爬梳史料及采集口述史的方式对民国抗战时期营建的“昆明中央公园”图案竞赛进行史考，考证“抗战胜利纪念堂”前身为“昆明中央公园及中山纪念堂”，其应属同时期的中山公园。图案竞赛吸引了多位民国著名建筑师参赛，最终采用李華建筑师的方案并由陆根记营造厂进行营建。在复现该段历史的基础上，对李華建筑师首奖方案进行分析，总结了昆明中央公园的营建特征。本研究可为中山公园研究补充特殊案例，为进一步开展昆明近代园林及城市研究提供参考。

 

抗战胜利纪念堂是昆明近代建筑的代表，该工程曾于抗战期间举办图案竞赛并吸引了多位近代著名建筑师参与，具有极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但其现有相关研究较少，图案竞赛及营建历史未被完整考察，主持建筑师李華的生平也暂未见梳理，该段历史亟待补充。

 

目前学界关于中山公园及中山纪念堂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范式也较为成熟。前行研究在地域上关注南京、上海、北京、广州、厦门、武汉、南昌、沈阳等大城市，对西南地区尤其昆明的关注较少；在主题上已较为全面，涵盖了如中山公园或中山纪念堂的营建历史、制度与特征、公园空间演变和主持建筑师等内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但关注地方性中山公园图案竞赛的仍较少，尤其缺乏动荡时期的案例。

 

本文通过爬梳档案及口述史回溯了动荡时期“昆明中山公园及中山纪念堂(现抗战胜利纪念堂)”的图案竞赛，考察了首奖建筑师李華的生平及其方案，并对该项目的营建特征等展开分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该段历史的空白，为昆明近代城市规划及园林史、中国近代园林史及中山公园研究补充抗战时期的特殊案例，并为当下大型的园林设计项目建设提供借鉴与反思。此外，“抗战胜利纪念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其营建史进行“考古”也有助于该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的开展。

 

1背景及演变考析

 

1.1建筑业及营造业背景

 

近代初期，本地建筑师与营造厂的缺乏导致昆明本土设计与施工技术落后，市区内大型建筑也较少。此时期内，昆明的建筑多由国/省外建筑师设计，再由广东或越南的工匠进行施工，高昂的造价也使得大型公共工程难以开展。

 

抗战爆发后，昆明迁入了大量的人口与工商业，造就了战时昆明营造业的蓬勃发展，但是西迁涌入的大量人口也导致昆明城市的拥挤与疏散空间的缺乏，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公园的产生[1]。此外，大批内迁的建筑师与营造厂为昆明战时建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在建筑实践中开始探索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根据史料记载，截至1940年初，仅在昆明已登记的营造厂就有64家，建筑师事务所有6家[2]，由此可见当时昆明营造业处于蓬勃的发展阶段。在该史料的一览表中就包含了负责昆明中央公园施工的营造厂陆根记，李華虽未在一览表中，但也是此时期内迁至昆的建筑师。此时期内迁至昆的除建筑师外还有随校而迁的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了新的规划与设计思想。随同济迁来的建筑系教师丁基实与唐英先后出任了昆明市工务局局长，随国立艺术专修学校迁来的沈长泰则在昆明市工务局任技士并负责监督公共工程，随清华迁来的梁衍与赵深[3]及营造学社的刘致平也参与了1943年的图案竞赛。

 

1.2规划背景

 

动荡时期昆明的城市空间在畸形的需求下呈现出了诸多问题，新的规划也亟待产生。1939年丁基实提出了“大昆明”设想，同年底沈长泰绘制了“大昆明市设计草图”。1940年，“设想”被写入《昆明市政府中心工作计划书》中，并明确提出了要设计中央公园以纪念孙中山，彰显三民主义精神并增加市内空地园林，改善城市环境。1941年，唐英主持编制了《昆明市三年建设计划纲要》，并在分期计划中提出兴建中央公园，自此中央公园开始在规划层面被推动实施[4]。

 

此外，近代初期张维翰主持下昆明的规划思想是“田园城市”，此时期昆明的公园多为对古迹进行改良，追求天然真趣。动荡时期在具德国留学背景的丁基实与唐英的主持下，昆明规划的主导思想转变成了分区思想与“城市规划大纲”，昆明试图构建环滇池的城市绿地系统并新建了中央公园和部分小型街角公园，规划主导思想的转变也催生了中央公园的产生。

 

1.3法规背景

 

1938年的《建筑法》对全国的建筑设计和工程管理进行了引导与规范，建筑及营造业开始正式走向正规化。1939年，《管理营造业规则》公布，内含对营造业的登记办法与分等规则[5]，昆明按照该法对在昆营造业进行考核①，陆根记为甲等，考核结果为胜任，这代表其可承揽各种类型的工程②。

 

1941年，云南省颁布的《昆明市建筑守则》对当时建筑师及营造厂的业务、登记及责任给出了范围，同时给出了多种建筑的设计规范[6]。1943年，民国政府“内政部”颁布了《全国公私建筑制式图案》，图集中关于中山纪念堂的制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昆明中央公园主体建筑即中山纪念堂的设计③。1945年，云南省抄发《修建中山堂办法》，督促昆明中央公园的修建及营造遵从该办法④。1946—1947年，云南省分别核准了《昆明市政府工程审议委员会组织及办事规则》及《昆明市公共工程委员会组织规程》，该2条法规对该项目后期的管理产生了影响。

 

1.4历史演变

 

孙中山去世后全国掀起了中山公园建设运动[7]，昆明也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

 

1930年，《云南筹建中山纪念堂》报告记载“各省俱已建立中山纪念堂，以示不忘，云南岂能独后”，后文又提到昆明先在文庙内改建中山纪念堂并修建附属公园，后续再寻址于文庙附近新建具有大型集会功能的中山纪念堂，这便是昆明中山纪念堂及其附属公园的前身[8]。此后，其名称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图1，表1)。

 

1.5土地与选址背景

 

在1930年昆明市政府就已决议要新建中山纪念堂，“报告”中提出新建的纪念堂需要能容纳3000人，并指定选址于文庙附近[8]，选址于这一片区的原因推测是因昆明北部已经具有翠湖和圆通两大公园，而市区南部商业繁荣密度较高但缺乏绿地，环境亟须改善。此外，这也是毗邻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的区域，选址于此对行政部门集会较为便利。

 

 

在动荡时期，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昆明主城区内土地稀缺，基于此昆明本计划于1936年开始对城区进行土地测量以整理土地及产权，并在此基础上评定新地价以便征收新的土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但由于人力物力等原因，此项工作于1939年才正式开展，1940年底才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新地价评定完成后昆明主城区土地价格飞涨，再征收可以容纳3000人的新土地对昆明市政府存在较大的财政压力，在公产土地上进行改建是最经济的做法。在昆明市政府指定区域内，云瑞中学地块完整、产权清晰、占地面积大且较易征收，因此在“大昆明计划”中，昆明中央公园直接被规划在云瑞中学上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