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游客空间选择偏好的桃坪羌寨旅游规划策略
1)一体化保护民族村寨景观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文化。
桃坪羌寨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与街巷空间及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活动、历史与文化,共同构成了桃坪羌寨重要的景观价值。居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本地民族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对游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需要对村寨的物质空间和非物质文化进行整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
在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途径,探索民族文化活态保护的方法,避免村寨物理空间与居民生活分离。可以为居住在羌寨内的居民提供旅游知识的培训和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许可,开展民族文化展示与居住等活动,提供更加生动、多样的民族村寨游览和体验机会,提高游客对羌寨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但对羌寨内部旅游服务的内容、功能、规模等要有明确的管理规定,避免过度商业化、造成“舞台化的真实”。
还可以通过活化闲置民居建筑,为其注入多样化的功能,丰富游览线路。如桃坪羌寨现有的2个主要景点小琼羌家与杨家大院内部都已开放游览,因其建筑内部空间的多样性与展陈内容的丰富性,获得了较多的游客选择偏好。建议开放更多的闲置民居,以非遗技艺、宗教文化等为主题进行布置,每个民居重点针对某个主题进行内容展示与阐释,做到小而精又具有差异性。
如围绕非遗技艺中的民族服饰主题,有的民居专门展示羌绣作品及其相关技艺,有的民居展现羌族服饰的制作与工艺,有的民居则对羌族配饰的生产制作过程进行展示。再将这些民居通过标识解说系统串联起来,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多样的文化主题游览线路。
如围绕非遗技艺中的民族服饰主题,有的民居专门展示羌绣作品及其相关技艺,有的民居展现羌族服饰的制作与工艺,有的民居则对羌族配饰的生产制作过程进行展示。再将这些民居通过标识解说系统串联起来,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多样的文化主题游览线路。
2)优化村寨内的导引标识和解说系统设计。
研究发现,桃坪羌寨“整体性的立体网状街巷空间结构”}zo7、通道式的街巷布局及建筑体块的搭接等对游客的空间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目前村寨内标识系统较为缺乏,游客在迷宫式的建筑群内更偏向于游览内部空间相对独立、具有明确出入口和游览路径的小景点,而对于通过型的景观空间选择意愿不强,导致无法全面了解羌寨的街巷空间特色。由于对桃坪羌寨独特景观格局的整体感知较弱,所以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游览体验。
因此建议设计覆盖村寨的标识和导引系统,包括游览线路指引、街巷空间指引、复杂空间内部指引和服务设施指引等。并根据景观环境的特点,增加羌寨建筑构造与历史文化解说等,进一步优化游览线路。解说系统设计需要深入挖掘桃坪羌寨的文化渊源,完善解说的内容,并对导游和村民进行解说服务的培训,使村民成为桃坪羌寨文化景观价值最好的展示者和传播者。
3)通过立体化游线设计提高游客对羌寨整体风貌的感知。
由于桃坪羌寨建筑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游客实际游览时对桃坪羌寨建筑景观的选择偏好并没有预想中的高,并且与建筑相关的可视程度等影响指标相关度也较低。从地下水网系统到地上相互搭接的多层建筑体和错落有致的“第五立面”聚落屋顶,桃坪羌寨立体空间的复杂程度正是其整体空间结构特征的体现。而目前桃坪羌寨的游线设计过于强调第一层平面一一地面的“迷宫”特征,忽略了其整体聚落在立体层面游览的可行性。未来可以考虑增加立体化的游线设计,加强游客对桃坪羌寨整体景观格局的认识和体验。
建议将聚落中部分游线从地面慢慢引到屋顶平面,甚至地下部分,创造一条在立体结构上具有多样体验的游线。或者单独设立以屋面为主要游览穿行路径的“屋顶游线”,不仅为游客提供新的聚落建筑观察视角,还能更好地传播村寨整体景观格局价值。
5结语
在以往的大量研究中,离散选择模型主要用于较大区域内的游客空间行为研究,如目的地与目的地间的轨迹移动,但针对目的地景区内部微观尺度下空间行为的研究还较少}2}7。本文尝试利用GpS数据和离散选择模型,以定量数据为支撑,清晰地分析出游客选择偏好与景观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验证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民俗文化是民族村寨的重要旅游资源,以及在复杂的村寨空间中,标识系统、解说系统和游线设计对于游客体验及村寨价值传播的重要性,为民族村寨景观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案例和数据支撑。但由于模型的模拟是对真实情况的抽象与简化,最终的结果与现实情况会存在一些差距,因此仍需纳入更多影响要素进行深入探讨。
基于游客对民族村寨景观空间选择偏好的认知,发现桃坪羌寨在村寨空间与居民生活的一体化保护、民族文化与民俗宗教的活化展示、标识系统和解说系统设计及游线立体结构设计等方面,都可以做出优化提升,以促进民族村寨景观的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游客对民族村寨景观空间选择偏好的认知,发现桃坪羌寨在村寨空间与居民生活的一体化保护、民族文化与民俗宗教的活化展示、标识系统和解说系统设计及游线立体结构设计等方面,都可以做出优化提升,以促进民族村寨景观的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致谢: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减伟老师团队提供的技术支持;感谢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苗晏凯、硕士研究生欧阳慕莹对调研与数据收集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