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流域景观规划的批判性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语言转向和解构主义以来，学界出现了周期性的批判性转向。在主要关注发展研究的自然-社会研究领域，批判性转向主要包括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和批判性自然地理学的出现。政治生态学强调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并采用广泛的技能，包括档案分析、民族志研究、话语分析、历史叙事建构、访谈，以及来自环境科学的工具和理论[2]。虽然早期的政治生态学家也运用自然科学研究法，但当今的批判性政治生态学早已远离了将自然科学用于分析目的的做法，并对将借用自生态科学的概念进行简化继而应用于政策和发展的情况表示担忧[3]。

 

地理学家拉夫近期提出的批判性自然地理学框架是对传统地理学教育中批判理论与技术应用相互分离的情况的反思[4]。该框架建议在培养地理学者的过程中，应从批判性理论（如政治生态学、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自然科学的某一特定生物物理或技术层面（如田野生态学）两方面同时入手。这种培养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同时构建纵向延伸的自然科学知识库以及横向延展的批判性理论知识库。

 

虽然政治生态学和批判性自然地理学的方法和立场对湄公河流域景观规划师的培养方法具有启发性，但是基于知识、资源和时间的限制，开展区域景观规划实践的风景园林师（或任何规模的规划团队）在专业实践中难以开展获得一手资料的基础工作。尽管景观设计师的培养涉及土木工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生态学和设计学的历史、理论及应用等多个方面，风景园林学主要由领域内的风景园林师执教。与地理学相比，风景园林学具有同质化特征、缺少多样的学术中心。同时，风景园林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交互性，这意味着该专业游移于由“极少或缺乏专业知识”与“能够为知识领域做出贡献”所界定的连续范畴之间。这种交互性虽然让人能够识别及建立不同领域间的联系、理解和沟通，但是不具有深化某一领域内学科知识的能力[5]。

 

基于对上述学科特点及局限性的认识，我们所提出的批判性景观规划教学法鼓励从业者主要从二手的研究和数据汲取经验；即便如此，该方法需要从业者具有较强的数据整合能力和对相关领域基础知识的了解。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关注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而是一种开展景观规划批判性实践的方法。对我们来说，“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并非那么重要，除非我们将问题重构为“为了展开干预，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

 

2.1保持文化-技术立场

 

批判性理论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如何应用知识。设计学从本质上要求设计人员开展空间干预（例如实践）。在参与性社会科学中，应用、倡议及行动主义的立场有助于深入理解一个场地、景观或地区的主要问题和紧张局势[6]。对设计学科而言，这种对特定地区现状的理解在向着某种解决方案的行进过程中诞生，同时又进一步促进设计场景或未来构建的形成以改变现状。

人类学家查尔斯·R.黑尔（CharlesR.Hale）认为，与政治挣扎紧密相连的行动主义研究占据了一个有效促进深刻学术理解形成的空间，并将该空间称为存在于批判性应用研究中政治投入和学术投入之间的“认知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6]。学者大卫·S.索尔兹伯里（DavidS.Salisbury）等将“失调”的概念进一步延展，用以描述保持文化-技术立场的应用研究[7]113。

 

与“失调”概念相关的是由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L.Tsing）提出的“摩擦”（fric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罗安清用于描述其在印尼森林中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后被诸多的批判性自然-社会学者所采纳。罗安清将摩擦定义为“为跨越差异展开连接时出现的一些尴尬、不平等、不稳定和创造性的品质”[8]。这个概念可被用于表述当多学科团队聚集在一起时因认知多元化引起的摩擦[9]，或是当批判理论和应用科学被并置时产生的认知失调。

这种失调和多元主义，对景观规划在概念生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我们的景观规划设计课中，学生们所提出的方案是对多种失调和摩擦的回应，其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设施的联系与差别”“西方发展模式与中国发展模式”“大众自然旅游与生态旅游”“发达国家科学知识与本土知识”。

 

包括建筑、风景园林及规划等在内的设计领域通常声称空间（space）是该领域的专长以及在问题构建及操作方法上将其与其他领域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与建筑或规划的空间实践不同，风景园林的空间实践偏向复杂的景观形式、格局和过程。尽管规划和建筑学可能需要应对这些现象，但它们不会将这种根植于生态学的空间理解作为界定设计项目范畴和概念的基础。



对开展批判性景观规划具有启发作用的，是地理学家纪尧姆·莱斯特林（GuillaumeLestrelin）等提出的将土地变化科学和政治生态学相结合的想法[10]。他们认为，这种结合可以促进对土地利用和土地经济更细腻和批判性的定义的形成，并使我们意识到土地覆盖分类的政治性，特别是其与知识和权力构建之间的关系。以此类推，我们认为在风景园林实践中，对发展话语中“权力”和“知识”的批判性思辨以及对技术数据及其使用的批判性思辨，两者不可或缺。

 

为了保持文化-技术立场，拉夫等提出批判性自然地理学者必须确保其所提出的研究问题需要同时开展自然和社会分析，并迭代检视两方面的研究结果[11]。事实上，迭代研究和设计（iterativeresearchanddesign）是设计学方法论的核心原则。批判性景观规划通常在缺乏基本空间数据的情况下开展，因而侧重在迭代、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构建出具有丰富细节的场地样貌。在迭代地界定、深化和优化其策略性规划方案的过程中，参与我们的景观规划设计课的学生需要创建地理空间数据而非仅仅是借用已有数据集，应用基本的电脑程序生成景观格局，并通过结合环境和社会影响参数来制作复杂的三维景观模型。

社会学家斯蒂芬·G.佩兹（StephenG.Perz）等认为，跨学科工作的一个主要障碍源于开展数据收集并了解本地区域的群体与专注于数据整合的建模群体之间的分歧[12]—前者着重于保留数据的动态变化，后者则侧重于数据的分析和概括。风景园林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进行的转译—即使仅限于概念层面—或许在试图打破这种分歧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