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兆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解析以借景为中心的中国造园创作秩序

2.2.1 “以借景为中心的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理论形成过程

孟兆祯学术思想中，设计的理论与手法合称理法[2]。20世纪60年代初，孟兆祯即开始探寻风景名胜、文人写意自然山水园的传统理论[4]。

1983年，孟兆祯在《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理法赞》研究中，就已有对相地、立意、章法、借景等方面的分析[5]，根据计成对“因”和“借”的解释，孟兆祯提出“借景”与“相地”不可分割，同时指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是中国传统园林极为讲究的布局要法，不仅用于总体布局，也用于细部处理”。文中具体指出避暑山庄“因借”的7个方面，突破了园之内外、远近借景的范畴[5]。

1997年，在《“相地合宜、构园得体”——深圳市仙湖风景植物园设计心得》[6]一文中，孟兆祯提出了“借”同“藉”，借景应理解为“藉因造景”，词义迎刃而解，一通百通。2001年，孟兆祯在“藉”之上，提出借景源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借物比兴，在园林则是“寓情于景”，并尝试提出了借景的不同层次，解释了借景是园名、景名（景题）、布局和细部处理都要用到的第一要法[4]。

虽然孟兆祯先生在2001年《〈意象园林〉序言》中才明确提出园林设计“创作秩序”[4]，但在此之前孟兆祯已按序列来理解传统园林[5]，在设计实践中探索设计秩序[6]并有意识地归纳核心词汇。2005年，孟兆祯提出设计序列的8个步骤——明旨、问名、立意、相地、借景、布局、理微、余韵[4]。同年，他在《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一文中，指明借景是贯穿其他园林设计理法环节的根本理法，设计序列也演变为问名、相地、布局、理微、世代接替和余韵、置石与掇山[7]。

2007年，孟兆祯在《浅论借景》一文中明确了借景的3个层次，即“借景随机”“借景无由，触情即是”和“臆绝灵奇”，设计序列六涵已成完整闭环（图10），其中“借景以一法贯众法”[8]。

但在2008年，该设计序列有所反复，变回八边形，且图示中没有箭头指示顺序[9]（图11）。

2010年，孟兆祯提出了以借景为中心的创作秩序六涵，此时“问名”被包含在“立意”中，未单列[10]。2012年，孟兆祯将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改为“以借景为中心的放射性正六边形”[11]。

2012年，孟兆祯先生在《园衍》中正式确定以借景为中心的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2]（图12），并对各环节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理法的提出对中国风景园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孟兆祯对“以借景为中心的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出他对借景及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的思考起步极早，但总结的过程是艰难曲折甚至不断往复的，经历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印证才最终得以确立，体现出他高度的责任感和审慎的治学态度。

2.2.2 设计理法序列中心——借景

在孟兆祯先生提出的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中，“借景作为中心环节与每个环节都构成必然依赖关系”[2]，借景的中心理论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孟兆祯认为“巧于因借”可具体落实到人与地之“异宜”，即凭借用地在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方面的优势，体现出该用地的地宜。

孟兆祯提出借景理法有三：第一是“借景随机”，天时地利、人性所好都可作为借景的依据，随遇而借，随机应变，尤其精妙是从不宜中觅宜，“景以境出”“景因境成”都可视为借景的同义语；第二是“借景无由，触情即是”，但凡是能触动人心灵的都是借景，要“情理之中，意料以外”[8]；第三，也是借景理法的最高境界，即“臆绝灵奇”，想到绝处，借景才能达到灵动奇绝的艺术效果。孟兆祯也指出，借景不仅可以学到手，还可以创新地发展。

2.2.3 设计理法序列“六涵”

在孟兆祯先生提出的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序列中，“六涵”即“立意、相地、问名、布局、理微、余韵”，此外还包含“明旨”“封定”等方面，上述理法序列在实践中可以交叉甚至互换[2]。

立意，即构思园林的意境，是源自计成“意在笔先”的构思观念，意借地宜而生，旨借意而具内蕴。相地，是对用地进行观察与审度，其一是选择用地，其二是对用地基址进行全面勘踏和构思以求“因地制宜”。问名，是承载立意，表达园林设计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