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德国批判性城市景观比较分析

 

运用批判理性主义方法，美国与德国风景园林师对城市景观新的思考方式和主要内涵展开了丰富且激烈的讨论。对此，笔者将基于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采用分类研究法解析美国与德国城市景观批判性认知与重构并展开相应的比较研究（表1），旨在从城市景观变革层面为后续辨析两国后工业景观奠定理论基础。

 

20世纪70—80年代是以分析和思辨为主的城市景观批判性认知阶段。美国风景园林师麦克哈格率先指出：以生态方法或技术为导向，人们通过设计达成对自然的适应可以理解为人类与有机体的融合[26]。据此，以绿色或生态系统作为理念所展开的城市景观分析与规划都是以“有机功能主义”为信条，旨在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或构建分散的、更为可持续的绿色基础设施[27]。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是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地方特色和文化景观的独特性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也成为美国与德国城市景观（后工业景观）相比最显著的差异。

 

20世纪90年代，基于有机功能主义，美国风景园林师在杰克逊的“动态人造空间系统”批判性认知基础上，将城市生态学领域新的“非平衡式”模型融入城市景观重构。借此，景观都市主义构想下的城市景观特征更新为复杂性、过程性、不确定性和自组织性[15]。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论断也由此产生：景观是“一种更为有机的、流动的城市主义，生态学本身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透镜，可用于分析和预测新的城市未来”[28]。同时，运用批判理性主义方法，美国风景园林师特雷布指出：尽管麦克哈格的思想和方法让设计师跳上了生态列车，但是也让他们成为分析家而不是创造者[29]。

 

类似的，科纳基于“批判性思维”倡导通过创造力和想象力来丰富景观所处的文化世界[1]，而生态是推动景观创造力产生的引擎，也是规划设计实践的重要策略[30]。总之，美国城市景观是具有本土“厚度”的[28]②、生态的和演进的，是针对地表上流动过程进行的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表达[31]。

 

 

相较之下，德国风景园林师为了探究新的城市空间内涵，将城市景观理解为一种“理论建构”，旨在为开放空间规划与分析开辟一条跨学科道路[32]。20世纪70—80年代，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一部分风景园林师受到列斐伏尔的“空间是被赋予意义的社会产物”思想影响，对城市景观内涵展开批判性认知。

 

德国风景园林师舍贝尔指出：仅仅以功能性为度量标注强调景观作为基础设施或者将景观解释为抽象的、智性的理想，或许都掩盖了城市景观作为“自然的社会与空间形式”（socialandspatialformsofnature）这一本质内涵[13]。因此，城市景观的本质在于“差异性”[13]，它产生于真实社会生活中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德国风景园林师认可“动态人造空间系统”理念，并在批判功能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城市景观是具有独特结构的复杂系统，对景观的理解可以突破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范畴[13,33]。

 

以德国城市肌理和文化景观要素为基础，一个可识别的、具有时空连续性的整体结构能够体现城市景观的文脉性、差异性和持久性。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在拉茨“批判性结构主义”方法的指引下，德国景观结构主义构想正式形成，城市景观被解释为具有物质结构层、文化语义层和设计句法层的结构性综合体[34]，是对地表上可见及不可见的多层历史及现存“信息流”所展开的系统性解读和创造性再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