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德国城市后工业景观差异性分析

 

 

在批判性城市景观认知与重构的基础上，笔者开展了美国与德国城市后工业景观的系统性比较分析（表2）。基于城市景观有机功能主义，以棕地概念为核心的美国后工业景观被看作是反映地方和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场所，以及解决能源、废弃物、代谢问题的创造性环境[36]。这一内涵契合美国风景园林师对城市景观流动性、交换性等当代空间特征的批判性认知。纵观后工业景观历史变迁，在初现变革和剧烈变革中“彻底清理、移除和重新培养”[41]受污染场地是美国后工业景观的主要目标。基于这一目标，1980年生效的《超级基金法》界定了污染的潜在责任方并规定了如何展开相应治理行动，它为美国的大规模棕地清理与修复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整合性变革中，美国对后工业景观的探索继续围绕棕地再生等相关议题进行。

2002年通过的《小企业责任减免及棕地再生法》（TheSmallBusinessLiabilityReliefandBrownfieldRevitalizationAct，即棕地法案）提出场地现存（潜在）的有害和危险物会影响到废弃地的拓展、再开发或再利用，它促使美国风景园林师更倾向于探讨废弃地再开发的多重环境限制、工程技术挑战，以及给投资者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为社区居民提供的综合价值[42]。

功利主义思想驱使下的棕地再生也成为创造城市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43]。在整合性变革时期，美国风景园林师开始揭示废弃地的真实状况，重视场地现有特质，融合环境修复与基础设施投资，并逐步整合更大范围的交通与生态系统、社区及文化资源投入[41]。同时，在景观都市主义的广泛影响下，美国风景园林师不断尝试运用社会、经济、生态等综合方式激活工业废弃地，借土地更新利用的新契机重塑城市景观基础设施，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伯利恒SteelStacks艺术文化园区、布鲁克林多米诺糖厂公园及高线公园项目。

 

综上所述，随着历史变迁与立法演变，尽管美国后工业景观策略从棕地清理发展到设计与再利用，然而基于环境公平原则，风景园林师始终将解决影响人们健康与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美国后工业景观的核心要义可被概括为通过环境工程和修复实践改造废弃地，强调土壤、植物修复技术与再生设计的融合[42]，逐步形成具有多层复合功能的新生态基础设施。这一要义充分体现在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波士顿港奇观岛和纽约清泉垃圾填埋场（图5）[44]等多个后工业景观项目中。

 

此外，自初现变革以来，受到有机功能主义影响，美国风景园林师便较少关注工业遗存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但他们仍将一些工业遗存的要素和结构保留下来，这一做法最初是源于美国风景园林师将新英格兰景观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怀旧性质的烟囱视作一种历史性要素[45]，因为它蕴含着人们对早期移民心中美好社会愿景的怀念。对此，有学者批评这一要素在美国后工业景观中仅作为一种装饰物，它的出现并未与废弃地所处的具体历史和环境背景产生更多直接关联[46]。近年来，工业遗存作为巨构体开始更多地被美国风景园林师完整保留在场地中，它们不仅被视为强有力的空间载体，为新的构筑物提供最直接有力“寄生”处的基础，而且成为风景园林师强调工业遗存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重要体现[47]。

 

相较之下，德国后工业景观的基本内涵是将工业废弃地视作“历史对象”和需要适应性再利用的、具有明确结构的“复杂人造物”[16]。后工业景观“既是过去向现在的一种投射，也是一种发明”，它的存在建立在对工业的理想化认知和对剩余土地及构筑物的“转置”上[48]。其中，对德国工业的“理想化认知”被视为初现变革产生的重要前提，人们逐渐意识到煤炭、钢铁生产等工作与耕种、手工艺劳作一样，都是决定社会文化与美好生活发展的重要因素[49]。这一思想转变意味着工业不再是景观的“破坏者”，而是能够体现人地和谐关系的重要载体[50]。

因此，在整个德国后工业景观历史变迁中，风景园林师都将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与既有工业遗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初现变革以来，工业遗存就被视作一种不可被忽视的文化景观要素，它们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场地信息，而且见证了德国工业发展与转变的历史轨迹，需要风景园林师通过“在保护中利用”的方式对工业遗存进行谨慎的再利用，并处理它们与场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初现变革和剧烈变革中，面对工业区与大尺度自然保护区并置的国土空间现状（图6）[51]，德国风景园林师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将废弃地转型与城市自然可持续构建相结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废弃地再自然化和生态网络发展研究中。对此，1976年颁布的《联邦自然保护法》（德语：Bundesnaturschutzgesetz,BNatSchG）在立法层面提供了有力支撑，还规定了景观规划中废弃地转型应促进具有美学性、特殊性、多样性和稀有性特征的德国景观发展[52]。

德国风景园林师不仅在城市生态学家的引导下发现并“平静地接受”了工业废弃地中植物的野性之美[53]，而且深入探讨了这种独特的城市“新荒野”（newwilderness）[54]。在德国风景园林师眼中，工业废弃地与自然的联系不仅需要考虑对受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与治理，更需要通过景观手段重塑连贯的结构性绿色空间，并阐释德国景观语境下城市-工业自然的文化内涵，这些内容体现在埃姆舍公园和萨尔布吕肯港口岛公园项目中。

 

在整合性变革中，德国城市规划师卡尔·甘瑟、风景园林师德特玛·约尔格、彼得·拉兹和乌多·维拉赫等纷纷指出后工业景观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废弃地转型塑造一种持续演进的“新生态-文化景观”（neweco-culturallandscape）[5,16]，体现不断演进的人—自然—土地关系。这一时期颁布的《欧洲风景公约》（EuropeanLandscapeConvention）规定了景观需“按原貌”呈现，它为德国后工业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55]。同时，后工业景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潜力，不仅成为调整区域空间、修复城市工业废弃地的结构性工具[3]，而且以景观结构主义为基础。

德国风景园林师始终倡导对场地物质结构与各要素的分层保护、“破译”“理解”和创造性“再现”[56]。在社会、文化、经济与生态等综合性视角下，以空间结构为载体，德国风景园林师构建起多层信息和要素相互叠加的景观系统[16]，以支撑工业废弃地转型中多样化空间的不断发展，通过社会生活中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展现后工业景观的差异性，整合性变革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杜伊斯堡北风景园和国际建筑展弗斯特-普克勒项目。

 

 

在规划设计中，美国和德国后工业景观特征的差异性分别体现在创造性、隐喻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连贯性、表征性和多样性。在多元、自由和创新的文化背景下[57]，美国风景园林师敏锐地观察到多尺度废弃地的涌现，并运用创造性思维对城市景观展开雄心勃勃的构想与规划[11]，批判地审视传统景观内涵，

并凭借想象力不断探索后工业景观的新理念[58]。

 

在景观都市主义的影响下，废弃地成为美国风景园林师实现城市景观变革的重要试验场。他们引入生态学的理念和方法，在探讨自然自生演替系统的复杂性、韧性、异质性等特征的基础上，规划以过程为导向的后工业景观时空发展体系，体现了一种生态隐喻性。同时，美国风景园林师认为生活是充满未知的，面向未来的后工业景观应为那些不确定的城市日常生活创造不断演替的环境条件[59]，旨在形成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城市景观。在废弃地再生中，他们不断构建具有流动性、韧性和自主性的景观网络，促使城市环境中的各种力量、事件、要素及其组合在时空发展中不断产生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

 

相较之下，在强调城市肌理与文脉、发展文化景观的传统下，德国后工业景观被视作具有信息密度的“编织结构”[22]。风景园林师依据对现存场地信息连贯性的理解与参考，通过筛选、分析和构想等一系列决策过程[49]，审慎地将那些复杂的、可被描述的信息通过相对稳定的景观结构植入后工业场地。这是一种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强调通过设计思维再现客体，体现了一种空间表征性。风景园林师需要弄清“既有事物所拥有的力量、场地上的信息密度以及在景观项目中需引入何种密度的信息”[60]。

 

在景观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废弃地成为德国风景园林师重塑城市景观肌理、持续发展绿色开放空间的有效媒介。他们延续谨慎的、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充分利用场地客观“信息”，旨在塑造独特的后工业景观结构。同时，德国风景园林师认为丰富的城市日常生活是空间多样性产生的基础，不同空间设计类型可以满足自由、多元的城市生活。总之，在废弃地改造中，德国风景园林师试图构建一个具有文脉性、差异性和连贯性的景观结构，不断满足社会、生态、文化发展中人们对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各种需求。

 

4结语

 

后工业景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景观类型，不仅能够促进城市景观内涵的演替，而且是发展人—自然—土地关系的重要载体。通过分类研究与比较分析，笔者从2个方面概括批判性城市景观认知与重构下的美国与德国城市后工业景观多元分析，并提出开放的、批判性思考。

 

1）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景观新认知为后工业景观提供了整体性理解，它将城市工业废弃地转型与城市景观重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景观变革下的美国景观都市主义与德国景观结构主义思潮深深影响着两国风景园林师对后工业景观的系统性理解。对此，基于新的城市现实和空间特征，中国风景园林师将如何理性重构当代城市景观？对城市景观的思辨又将如何影响和推动中国后工业景观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2）从共识性和差异性角度出发，以时间为轴线，城市景观变革下的后工业景观系统性发展受到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由此所形成的独特后工业景观范式蕴含着不同国家风景园林师对工业废弃地转型内涵、核心要义、相关法律法规、发展策略和规划设计特征的全面理解。

 

对不同范式的探索能够促使风景园林师对后工业景观展开持续、动态且理性的批判性认知，在系统性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一种凝结着集体智慧与反思的后工业景观类型，体现着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对此，如何发展与凝练中国后工业景观范式？在挖掘共识性和差异性的过程中如何寻找中国后工业景观的独特发展路径？

 

总之，这些值得持续探索的内容不仅成为美国与德国后工业景观发展的关键，而且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中国后工业景观发展提供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