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德国城市后工业景观共识性分析

 

 

笔者认为依据后工业景观初现变革、剧烈变革和整合性变革这一历史分期[3]，可以进一步探讨美国与德国城市景观变革下的后工业景观历史变迁（图3）。20世纪60年代以前，去工业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城市景观，而工业废弃地仍被视为城市结构中潜藏的“黑洞”或被忽视的“空白区域”[3,35]。20世纪60—70年代后工业景观初现变革，伴随着生态危机和城市蔓延，废弃地作为城市中潜在的再发展区域，是塑造城市景观新形式的重要推动力[36]。

 

其中，20世纪70年代展开的社会学视角下城市景观批判性认知为美国与德国后工业景观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90年代，在生态系统观和“动态人造空间系统”概念的影响下，景观不仅作为激活废弃地的重要手段，而且体现了复杂的生态与社会转变过程，后工业景观经历了剧烈变革。

 

20世纪90年代至今，后工业景观发展逐步整合各种创新理念，在这一变革时期，美国与德国城市景观思潮下的工业废弃地成为景观都市主义与景观结构主义的主要实践领域，城市景观重构推动了后工业景观生态范式和结构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城市景观概念的重构，美国和德国风景园林师认为以“第三自然”为基础，19世纪奥姆斯特德式现代公园模式所蕴含的“景观二”理念已无法适应于当代城市空间、社会与生态发展[37]，他们批判现代公园中那些不断被专业人士复刻的理想化景观图像。事实上，后工业景观公园的出现，正是企图摆脱长久以来现代公园范式的普适影响。在风景园林界，一种“反奥姆斯特德”（anti-Olmsted）的21世纪后工业景观发展观逐渐被专业人士接受[38]，从而促进了美国与德国后工业景观的多元化发展，衍生出生态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具体的景观范式。

 

越来越多的美国与德国风景园林师强调在新的城市景观维度下，通过废弃地改造重塑复杂、多样的后工业景观系统。事实上，无论基于何种范式来构建景观系统，两国风景园林师都是在处理工业废弃地与自然的关系，展现自然与文化相互作用下自然范式的演变（图4）。

后工业景观中的城市-工业自然（即第四自然）[40]试图通过生态修复或再野化过程来创造一种独特的城市自然野性。在规划设计中，风景园林师甚至通过减少人类影响以重建一种具有韧性特征的、动态的生态系统，使后工业场地回归到如荒野般的第一自然[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