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内陆自建公园营造的“自在”与“自为”——以西安莲湖公园为例
摘要：西安莲湖公园是近代西北地区最早进行系统建设的自建公园之一，其早期持续的营建活动不仅是近代内陆园林转型历程的一个缩影，也展现出不同于沿海开埠地区城市公园的鲜明特色。为探求近代内陆自建公园营造在“西风东渐”文化冲击下的自主探索与能动受纳，引入“自在”与“自为”这一对概念，系统梳理近代时期莲湖公园由整备、营造、修葺到重建4个阶段中“自在”的营建特征和“自为”的主导观念，借此总结近代自建公园营建之客观内涵背后的能动本质，以史为鉴反思近代公园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也为新时代的公园更新提供更多参照。
“公园”是中国近代最为重要的园林类型之一[1]，相关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沿海、开埠或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省市，对包括“公园”在内的近代园林研究甚至已形成专著[2-3]。相形之下，关于内陆地区近代公园的研究有待跟进，对其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的考察也需要更为翔实的“设计”“建设”史料与“建成”“使用”史实互为补充。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园林研究范式的转向，“挖掘中国园林自身能动性”的研究目标推动“自建公园”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成为“平等交流”角度下探求近代园林自主演进的新载体[4-5]。因此，聚焦由国人主导的内陆自建公园，既吻合当下近代园林研究在地域上由沿海向内陆拓展、在视角上被动引入与自主探索相结合的趋向，也有益于增进对内外动因综合作用下园林之近代转型的认识[6]。
朱钧珍等的相关研究肯定了由公共园林、地方山水风景向自建公园之嬗变所代表的自主探索和传统延续[7]80-83[8]；刘庭风则批评了包括自建公园在内的近现代园林在形式、手法上的混乱和意境的缺失，认为早期的建设者“应对近现代园林的失败负责”[9]。这种评价的褒贬不一，印证了胡其舫所总结的近代社会巨变下自建公园生成与表现的复杂和矛盾[10]，也意味着基于自建公园探讨“中西交流”“传统与现代”等近代化命题，需要更多的理论思辨和视角拓新，以应对其演化历程中复杂交织的物质、制度和观念[11]。
本文引入“自在”与“自为”概念考察近代自建公园。这一对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以辨识独立存在的客观现象与支配客观现象的本质规律，其被广泛应用于民族意识、文化自觉等思想史的研究之中[12-13]。“实体只不过是主体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而已”[14]，对于自建公园而言，所谓“自在”可视为公园本体的客观内涵与内容，“自为”则相应是公园建设的能动规律和本质。借此透过自建公园“自在”的营造特征，可更为深入地剖析其“自为”中源于传统、习焉不察的“获得性遗传”和受之西方、自觉采用的“主动性受纳”。
作为西北地区第一个名实相副的自建公园[7]89-97，西安莲湖公园在近代内陆自建公园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丰富翔实的图纸、档案留存更使其成为近代内陆自建公园研究难得的范例。本文据此考察近代时期莲湖公园在各个发展阶段中的“自在”表现与“自为”本质，即外化的营建特征与内含的观念机制“一体两面”的相互关系，从而为由“冲击-反应”模式转向主动、能动视角思考近代园林转型提供更多参照[15]。
1地方风景本底与公共性诉求
莲湖公园位于西安西北，其址自明朝以来就是一处园林胜地。明朱元璋次子朱樉于西安就任秦王，借助宫墙遗址便于低处凿池、高处筑台的地形地貌，开始在此兴造莲花池作为离园，并由通济渠引水入池。建成后，“绿芡方塘，碧波数顷，彩舟映带，鸥鹭随行[16]”“碧波绿树，涵映虚明[17]”，池园面积广阔，绿树环绕，且常有泛舟游观之盛。崇祯八年(1635年)，秦府在莲花池畔增建莲池寺用于进香礼佛，莲花池及周边遂成“游览胜地”[18]，开始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明末由于水渠淤塞，莲花池“池干如灰”“瓦砾萎焉”[17]，景致荒废。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贾汉复疏通水渠、复凿莲池，并在池周修缮莲池寺、新建放生院，莲花池由此更名为“放生池”[16-17]。雍正元年(1723年)，官府又对池岸的庵寺加以重修[18]。经过多次修缮，莲花池及池畔寺观的景色得以恢复，成为西安城内一处可供大众游赏的园林胜地(图1)。
由明及清，作为宗教建筑的寺院始终占据着莲花池的核心，普度群生、博施济众的宗教规训推动了莲花池公共化进程的发端，而敬佛礼佛的宗教崇拜带来的“神圣性”成为池寺风景之“实体”得以维系、不致灭没的根源。有清一代，政府官员自发成为修缮活动的主力，则离不开以“文王之囿”为原型、与民同乐、化民成俗的政教理想。可见，隐性的公共诉求是明清之际莲花池建设与更新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动力，也是后续开放为公园的本土风景基因。
由明及清，作为宗教建筑的寺院始终占据着莲花池的核心，普度群生、博施济众的宗教规训推动了莲花池公共化进程的发端，而敬佛礼佛的宗教崇拜带来的“神圣性”成为池寺风景之“实体”得以维系、不致灭没的根源。有清一代，政府官员自发成为修缮活动的主力，则离不开以“文王之囿”为原型、与民同乐、化民成俗的政教理想。可见，隐性的公共诉求是明清之际莲花池建设与更新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动力，也是后续开放为公园的本土风景基因。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主导西安的城市建设活动。根据陈青化等的研究，20世纪初冯玉祥拆毁莲花池周边庵寺并将此区域向公众开放，是莲湖公园创建的开端[20-21]。这应和冯玉祥与西人结交进而赞同园林应为公众所享用的认识有关：“我往常和外国朋友闲谈……中国的花草都是养在私人家里，不会种在公共的地方……我也觉得这是自私的办法，实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处添设公共花园，以为社会倡导。[22]”另外，增建体育场、创办体育学校旨在服务民众，是对莲花池旧有环境的公共性改造，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公共”观念对建设实践活动的普遍引导与带动[23]。就目前得以稽考的史料，尚无法了解冯玉祥改造莲花池的具体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初他已接受来自西方的“公共”观念，并主导了以莲花池为本底的“公园”创始。
事实上，近代内陆诸多地方风景“公园化”的“自在”建设肇始多由公共意识萌发的“自为”所驱动，如杨道霖知任柳州时基于柳侯祠于1906年创建的柳侯公园、唐继尧主政昆明时因借滇池北岸的大观楼于1918年辟设的大观公园等。早期致力公园创设的地方长官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但在自觉的公共意识和社会改造愿景的驱动下，他们均选择依托因宗教或人文而存续的既有风景基底创建公园。这种公园创制之法尚未深入到对艺术性的探索与挖掘，却在实践上高效可行，更为重要的是广泛使用受日本影响而拥有公共属性、大众内涵的“公园”一词，赋予了长久隐性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风景以显性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