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遗产要素与空间耦合关系解析

2.1 遗产概况

提篮桥位于上海市虹口区，19世纪中期以前属上海县高昌乡。后被划定为美租界？同年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开始了城市化进程。由于距上海老城厢与英法租界核心遥远。而且紧邻码头、造船厂集聚的河港。大量外来谋生人群和普通劳动者居住在此。提篮桥周边区域的发展远落后于中心地区，成为城市的“下只角”。

除了鲜明的市井生活气息，提篮桥的区域特色与提篮桥监狱和大量来此避难的犹太人密切相关。前者对地区集体记忆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后者则对研究区域内的建筑样式、室内装饰等物质要素以及历史记忆、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影响。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提篮桥片区独特的城市生活遗产。

研究范围包括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及周边里弄街区，面积约40hm2，是虹口区里弄历史街区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图2）。

2020年，该地区发布了《北外滩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推动了老旧里弄街区陆续拆迁，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暂存的城市生活遗产被现代化的商业居住建筑分割的支离破碎，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割裂与矛盾显著，探索具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迫在眉睫（图3）。

2.2 构建数字化遗产清单

基于上述城市生活遗产视角下的里弄街区保护框架，对研究区域内遗产要素进行归纳（表2）。提篮桥里弄历史街区同时具有上海弄堂普遍的特征和自身的特异性。普遍性体现在生活、商贸、娱乐习俗等方面：里弄公共空间等级分明的活动层级系统，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交机会，进而衍生出里弄街区独有的邻里关系；在剧增的人口压力下诞生了许多空间利用智慧与实践。

居住空间的狭窄与交融形成了里弄公共空间的繁荣，以及对街道安全性起着重要作用的“街道眼”等[13-\弄堂叫卖与摊贩是典型的城市商贩经济产物？为里弄居民提供了丰富便利的服务。对家庭来说，里弄是家和工作场所的结合体。生活和经商的融合也极为普遍，例如家庭妇女成立的里弄生产组，而弄堂托儿所、公共食堂则作为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14？]。

由于地区传统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提篮桥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下海庙是地区传统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靠海谋生的人们出海前会先来此地祈求出海平安，数年来下海庙修缮无数却仍然完整的被保留下来。提篮桥监狱文化和犹太难民记忆都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及地区发展大环境相关。对片区集体记忆和建筑风格、生活习俗、环境风貌等方面有重要影响。

2.3 非物质要素与物质空间的耦合关系

对非物质要素的探索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所感的产生缘由”“遗产景观区别与其他的独特价值”和“场所空间形成利用与构法智慧”。探究遗产非物质要素与物质空间耦合的关系有利于形成带有鲜明文化记忆特色的场所认知系统。同时构建遗产数字化信息集成平台需要明确非物质要素对应的物质载体。因此。耦合关系能够为平台的建设提供基础。

里弄街区的街道公共空间存在等级的区分，根据《老上海百业指南》与口述史等相关文献资料并通过比较区域内各个里弄街区组团，可以看出各类型的里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在不同的里弄中具有相对固定的空间分布，并且承载里弄街区典型的生活、娱乐、商业类非物质要素的遗产景观空间主要分布于里弄社区组团内部，依托“外街一主弄一支弄一建筑人口”等级空间结构展开（图4）。

承载各类型非物质遗产要素的典型景观空间如图所示：弄堂人口所在的外街是集体性社交活动与交易活动的高频率发生地；主弄是人流较大的区域，会引发一些内部居民自发的交易、娱乐活动；主弄与支弄交叉口为“街道眼”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区位空间条件。作为传统街坊独具的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街道眼”维护着街道的安全、活力和趣味（图5）。支弄是儿童嬉戏的场地。邻里关系也最为密切。

商业习俗类的承载空间由固定到非固定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位于主街具有店铺的商贩，例如舟山路、东余杭路；第二级位于里弄外街或主弄空间具有固定摊位的商贩，例如经营老虎灶的店铺；走街串巷或在特定的节R时间售卖的小商贩等。以及一些特定的遗产景观空间。例如弄堂工厂、作坊等为第三级商业空间。文化类的典型遗产空间则主要与下海庙、名人故居、文学艺术诞生地相关，例如亭子间文学等。

承载历史事件类的遗产景观多与特定的历史建筑相关，建筑本身对地区集体记忆的辐射作用大于空间本身的影响。例如摩西会堂旧址、白马咖啡厅、犹太难民收容所、远东反战大会旧址、霍山公园及提篮桥监狱等，对它们历史背景与价值的解说十分重要（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