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植被覆盖类型的平均固碳量有很大差别（表1），碳汇能力高的植被覆盖类型能够显著提升绿地碳汇效益[26]。不同学者对华中地区[27-28]、华东地区[29]、华南地区[30]和东北地区[31]园林植物固碳释氧能力的研究表明，从植物生活型[32]的角度来看，基本符合乔木个体固碳能力略大于灌木、乔灌大于地被和草坪、落叶树种大于常绿树种的规律 ；从单位叶面积固碳释氧能力的角度来看，结论则基本相反，草本花卉单位面积日固碳量极高[27-28,33-35]。

因此，乔灌复层和落叶常绿混交林的搭配组合对增加碳汇能力有重要作用。而不同密度[36]的植物群落也会使城市绿地的碳汇能力有所区别。虽然理论上植物的生物量越高碳汇量就越高，但群落密度过大会引起植物生长不良，碳汇能力下降[23]。植物群落的碳汇效应和其生物量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栽植密度并非越大越好，应选择合理密度进行栽植，并及时进行养护管理。

 

 

在用地较为紧凑、公园绿地面积受限时可以考虑垂直绿化和立体绿化。虽然垂直绿化中使用较多的植物（如攀援植物）不论是单位面积固碳量还是释氧量均远小于绿地中种植的乔灌木[37]，但是在用地紧张的地块不失为一种增加碳汇的方式。垂直绿化还有为所在小区域降温增湿的作用[38]，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碳排放 ；若是面积较大的立体绿化，则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城市热岛效应，而且有隔热保温的效果[39]，从“减源”和“增汇”两方面助力碳中和。 

 

 

植物具有净化水体的作用，不仅能吸收水中的营养物质，还能显著降解氮、磷和泌氧的含量，为微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从而影响水体和周边湿地的碳储存[40-41]。研究表明，在河流湿地和人工湿地中，有植物覆盖的沉积物中碳储量高于无植物覆盖的沉积物中的碳储量，而在人工湿地中，潜流湿地的单位面积碳储量也显著高于表流湿地[42]，说明湿地中的植物对湿地固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议在有水体处适度扩大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种植面积，打造从沉水植物到湿生植物的全序列或部分序列的植物生长格局[43]。

 

 

殷炜达等[44]人基于遥感技术进行北京城市绿地碳储量估算，其绘制的碳密度空间分布图（图1）显示四环到五环之间是海淀区五环内城市绿地碳储量最高的区域，主要是大面积的公园绿地与区域绿地构成了集中的碳库。

 

在四环以内的碳储则均匀散布，碳储量相对较低主要是由于附属绿地在城市内的分布较分散，除此之外还包括线性分布的防护绿地碳储。通过对城市“城－郊－乡”绿地碳储的研究，公共绿地的碳密度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生产绿地[45]。

 

因此对于中心城区外分布的较大绿地，其植物景观规划宜考虑与周围现有绿地区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不同类型的公园绿地之间，如城市公园、郊野公园、游园等，以及公园绿地辐射范围内的附属绿地之间，植物景观不仅在树种选择和群落搭配上可以呼应，同时相互补充不同的增汇手段，也可以串联不同用地间的低碳空间，多种类型绿地集中分布，形成城市绿地碳储集中区和“城市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