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等为代表的历史河流遗产是典型的“活态文化遗产”，具有大尺度、跨区域、综合性等资源特点，引起了诸多学者关注。学者们取得的成果涉及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传承与活态利用[1~2]、遗产保护管理模式[3]、遗产的适应性管理[4]等方面，但缺少对中小型河流遗产的保护策略、管理与价值研究等的讨论，及其保护与复兴理论分析框架的系统构建。

中小型历史河流遗产是指大运河、都江堰等以外的规模、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河流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地理空间连续性的特征，传递着城市的地域文化和风土生态。因此，对其进行保护与复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非常必要。

 

基于此，本文在建构“活态共生”的研究逻辑框架基础上，以中小型河流遗产的典型代表—桂林灵渠为对象，梳理千年古运河在不同时期的形态、功能的演变历程，并结合运河遗产的共生特性，剖析其在空间、时间、功能、文化维度如何实现保护与复兴。

 

 

1.1“活态遗产”与“共生理论”

 

2003年，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发起了“活态遗产地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领域增强对活态遗产概念的意识。ICCROM最终于2009年将“活态遗产”定义为“保持原有功能的遗产”，强调使用功能的延续性[5]。而延续性必然带来变化，是遗产定义、保护与管理的驱动力[6]。“共生”的概念最早由植物学家AntondeBary提出，是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互为依赖、各自获益的关系[7]。



经过不断实践，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总结出“共生哲学”，主旨思想包含整体与部分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等[8]。各学科应用共生理论，研究在不断变化的复杂共生环境下，共生单元之间信息传递、能量传导、物质交流的共生模式的运行，以及共生系统的进化与发展[9]。

 

通过对作为典型活态遗产的历史河流遗产特质的了解，其遗产本体形态的演化、功能、价值不断集聚与交换的特点，与共生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借鉴上述理论，试图为中小型河流遗产建立“活态共生”的保护与复兴的思路，以期探寻其保护与发展更加科学健全的方法。

 

1.2活态共生理论框架

 

 

一方面，活态共生理念为中小型河流遗产的保护与复兴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运河、灌溉工程等活态遗产逐渐成为我国新兴的遗产保护热点，但如何处理不同尺度的河流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延续与更新，遗产本体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关系问题，学者们存在观念认识和方法上的差异。

20世纪中叶至今，活态遗产、共生理念逐渐运用于各个研究领域。作为一种保护理念，活态共生模式是将保护遗产文化记忆与创造遗产文化记忆并行，保护范围从单个的遗产本体扩展到整个地区文脉的动态发展过程[10]。譬如，中小型河流遗产既要保护遗产本体，又要强调“非静态式”保护、城市发展和遗产保护的协同共生，活态共生理念可为这种需求提供可行的解决途径。

 

 

中小型河流遗产的价值、保护力度、与城市共生关系等都因城市的规模与综合发展能力而具备独特性，意味着其保护与复兴具有独特性和针对性。大型河流遗产保护问题同时也是多个城市问题，其保护策略与工作应是综合性、多目标性的，在保护研究工作中需要引入城市研究方法，从更大的层面看待遗产本身，才能达到城市与遗产的共生。在中小型河流遗产的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引入活态共生的理念，以历史河流遗产整体与部分、历史与未来、遗产与环境的共生为出发点，从多个维度探讨城市的更新和改造与遗产主体保护等要素之间的共生，其可操作性与指导性会更加切实有效、契合。

 

1.2.2活态共生理论框架构建思路

 

基于上述认识，建立研究的整体逻辑框架，作为中小型河流遗产保护与复兴的主要依据。整体分析框架包括遗产认知框架和中小型河流遗产保护与复兴维度两大部分内容（图1）。

 

首先，中小型河流遗产活态共生保护与复兴理论体系是以遗产保护与复兴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活态遗产和共生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其主要思想和核心观点，借鉴并提出活态共生的理论结构。同时明确中小型河流遗产保护与复兴应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包括遗产本体形态演变、功能转化、价值延承的活态特性，乃至与城市、社区、农业、旅游4个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影响下的共生模式。

其次，中小型河流遗产的更新发展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不仅要考虑当下城市环境的制约因素，还要思考其未来走向。可见，实现中小型河流遗产的保护与复兴，不仅应对其本体及遗产景观风貌进行保护，还应从空间、时间、功能和文化4个维度对中小型河流遗产各要素进行纵横双向的保护。

 

本文选取桂林灵渠作为中小型河流遗产的研究案例，对其进行活态共生保护与复兴的框架拟定与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