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南北朝时，今番禺沙湾以南区域“地多边海”[16]，沙湾以南未见有居民点的记载。唐时，不乏“州之南境，张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17]和“广之属郡，潮循多野象”的记载[18](图5)。

 

人群：汉昭帝时期(公元前86—前74年)，有关吴霸族人在番禺之西江浦垦殖的记载，以及顺德逢简乡碧梧村和龙潭乡等地汉代遗址发现，清楚地反映了汉代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19]。

 

建筑：据考古资料证明，这一时期沿河湖、江海地区存在简陋的水上“干阑式”桩上建筑。唐起逐渐出现了使用木、砖、瓦、灰、沙等材料修筑的民居，为台基、屋身、屋顶三部分组成，建筑材料使用日渐广泛。

 

聚落：这一阶段由于潮田废复不常，捍护田地也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人口密度低、人群分散、房屋简陋，没有形成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群体意识。

 

堤围：唐代土地耕作尝试属于初级阶段，人们为应对潮、洪等自然灾害，便在丘陵边缘的区域建造“秋栏基”，是一种分散、矮小的截水泥堤，这一系列活动为宋代堤围兴建提供了基础[20]。

 

农耕：原住民的耕地空间因迁徙而受到压缩，从而促使他们朝沿河低洼地带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据推测此时的农业类型属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的“潮田”，尤其是靠近丘陵边缘和三角洲顶部的位置。

 

水利：对于围垦刚刚起步的沙田来说水利建设还没有开展。

 

 

环境：随陈村水道、潭洲水道、顺德水道带来的泥沙，在紫泥、沙湾以南沉积，加以有潭洲、黄阁一带丘陵的阻挡，使沙湾以南大片坦地迅速形成耕地。如《番禺县志续》(1931年版)可证实鱼涡头、榄核一带已经淤浅成田[21]70-74。沿海平原、浅滩、海中沙坦不断浮出水面，呈点状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图6)。

 

人群：一方面，宋大量移民南迁至沿海地区定居，土地和粮食问题随之凸显；另一方面，历史上出现了疍民的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古代岭南越族[22]。陈序经在《疍民的研究》中提及经由汉唐到宋元，疍民的初具规模，并分布在广东沿海一带。

 

建筑：相较于唐代，原住民增加使用铜、铁等建筑材料建造房屋，木雕、石雕也相应丰富。

 

聚落：有了堤围的防护，水棚沿岸聚集。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南海县集中分布了一些村落，罗格围“是时沿水而居，几同泽国……兴筑基堤，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遂成沃壤”[23]。

 

堤围：宋代引进“圩田技术”，筑海围田、筑海围塘成为生产劳作的主要场地，河涌与农田系统交错并置[24]1-3。如《罗格围围志》述：“河床高积，水势加强。”原有低矮的石基防洪能力欠佳，故此元代对旧堤“扩大围之范围，并加高培厚”。

 

农耕：耕地面积大为扩大，且有堤围捍水护田，捍卫农田面积达24322hm2，“潮田无恶岁”，因而粮食生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水利：随着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发育，耕地面积不断扩张，致使原有单薄的堤围在没有维护的情况下积弊日深，丧失防御能力。此时的水利系统，仍是以堤坝防洪为主。

 

 

环境：珠江上游地区不断开垦、河流泥沙沉积引发河流水患，在明代短短的二三百年中，西、北江三角洲前缘已经推展到磨刀门口附近。《珠江三角洲农业志》载沿海的黄杨山、竹篙岭、五桂山和南沙等岛屿，与三角洲相接，老沙成型，新沙围垦进入高潮阶段(图7)。

 

人群：明洪武初年，对疍户进行编户，立里长，属籍河泊所。近海的疍民、游民被招募至新沙进行垦殖。清康熙《番禺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香山县(今中山附近)已有2620户“疍民”安居[25]。此时疍民要素被纳入沙田文化景观系统当中，为清代陆上疍民聚落的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

 

建筑：草棚零星地分布在堤围之上，书中载“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即是简陋的茅草屋[26]51-53。疍艇可居、可用，成为生产、生活、通勤的唯一工具。

 

聚落：明代洪武初年，聚集在沙田的疍民，逐个编户、立里长，属籍河泊所，且不能上岸居住，他们被视为化外民族长期受到大宗族压迫，漂泊为生，形成了以舟为居的水上聚落。

 

堤围：宗族对沙田的开发进入主动开垦阶段，由外圈围筑向内生成次级堤围，呈现出秩序性，总长度已达220399丈(734.66km)，约共181条。随着里甲制推行促进了宗族的规范化，制度化[24]22，沙田筑堤形成了“私基以起，逐后村族日众，联全组织，扩大圈筑，遂成公基，进而联防合作之统筹”，而联筑成大围的局面[27]。

 

农耕：据司徒尚纪在《广东文化地理》中大致统计，耕地围垦部分已达万顷之多。沙田人民不断尝试新技术增产增收，如桑基鱼塘应运而生，逐步呈现出沿海特色的农业景观，至明中叶广东稻作经济文化达到兴盛，但随后逐渐走向下坡[28]。

 

水利：明代水利建设已经广泛而较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包括修筑堤围、陂塘、沟渠，以及排灌、防洪、去卤等建筑和设施，用以保障农业生产。

 

 

环境：明代经过人工围筑，大面积沙田在海中浮现，河汊、海滨、滩涂和沙坦等都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主要土地形式[29]。清初，海岸线已经推移至高栏、三灶，大、小横琴，香洲一线。据记载，蕉门“门口外沙积甚宽”，横门“口外浅沙甚宽，口外有横洲、蚁洲、马尾洲诸岛等[30]”(图8)。

 

人群：清咸丰《顺德县志》有记载：“县境疍民，约共五千余户，其人生长海澨，芦荻为邻，尽室篷居，以生以育。”而后清末颁布法令，允许疍民上岸陆上定居[31]，疍民大规模地在沙田繁衍生息。

 

建筑：清代沙田地区陆地空间面积增加，围内土地逐渐抬高，陆上空间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临水的木构建筑如茅寮、水栏等沿河涌排布，建筑相隔数米避免火灾，并逐渐呈现出聚落化的特点[32]。

 

聚落：清雍正七年(1729年)政府废除疍民“禁止上岸”的条例，疍民得以上岸。从《番禺县志》的舆图中，在位于石基围、虾富沙、南涌围和滘尾等位置，沿河涌顺水而居分布着房屋，与今日的空间形态是一致的。

 

堤围：清代堤围修筑时间短，堤围没有整体规划，其范围大致在佛山涌附近，平洲水道两岸和桑园围内九江一带。清宗族对沿海沙坦的围垦达到顶峰，无论是数量、技艺、速度都达到历史之最，堤坝的职能分工也越发明显。

 

农耕：清代的沙田系统开发已臻成熟，农田逐渐旱地化，围垦业、养殖业等不断发展，呈现出以疍家人民为劳动主体、农田基础不断衍生多种水田形式的耕海文化景观，主要种植稻谷、莎草、甘蔗、慈姑、藕，以及养鸭等。诗句“民淳俗俭自可喜，且令瑶蜑(同疍)操耕黎，曾闻千夫割紫泥”，正是反映疍民上岸从事耕作的场景[33]92-93。

 

水利：清代以来，形成了基高塘低，以外围江河水系、河涌、水塘、闸窦为层级的水利系统。河涌是围田之间用于排灌的沟渠，闸窦在各层级系统之前起到开关的作用，控制蓄泄，闸窦日常控制河涌内河水流量，并作为运输通道，以及水循环的渠道[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