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苏州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研究

 

摘要：【目的】社区公园分布面广量大，密切关乎居民生活，聚焦其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布局测度难题，以实现社区公园公平配置和高效服务，进而满足城市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的需求。

 

【方法】以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多源数据、居住区分析单元和城市尺度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引入 CRITIC-熵权法，测度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指数。

 

【结果】1）中心城区综合指数较低，社区公园与居民分布呈现离散状态，且存在供需错配。

 

2）市辖区综合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为姑苏区>工业园区>相城区>吴中区>高新区，空间效率是综合指数的基础，可以保障空间公平的落实；空间公平是提高综合指数的关键，可以推动空间效率的提升。

 

3）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能够解决空间效率、空间公平相互关联又矛盾的难题，既可表征二者各自的水平，又能兼顾体现对立统一的相互作用关系。

 

【结论】拓展了社区公园布局的研究视角，为社区公园布局的科学测度提供指标和方法借鉴，助力社区公园调控优化与规划决策。

 

社区公园作为居民高频率使用的社区级绿色开放空间，具有就近提供日常游憩服务的特质，其布局合理性密切关乎居民生活品质[1]。随着国土空间规划进入以社区生活圈为单位的精细化规划与管理阶段，社区公园在空间维度上所提供服务的公平、效率愈发成为其布局规划的重要内容与公众关注焦点，公平强调居民均等地享有社区公园服务，效率则强调充分发挥社区公园服务能力[2]。

 

目前，中国社区公园布局不均衡、提供服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3]，科学评价布局现状是优化的前提。然而，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具有相互关联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2]，致使二者的综合状态难以得到有效评价。因此，构建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有助于科学研判社区公园布局现状及规划的合理性，为存量更新时期社区公园布局调控和规划提供借鉴。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公园绿地布局测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风景园林及城乡规划等领域的重 要 研 究 内 容[4-5]。 近 年 来 伴 随 着 兴 趣 点 （point of interest, POI）、手机信令等大数据的引入，公园绿地布局测度研究也开始由单一数据向多源数据转变[6]，从城市等宏观分析单元尺度转向市辖区、街道等中、微观尺度[7]。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2 个方面。

 

1）公平性测度：经历了地域均等[8]、空间公平[9-12]、社会正义[13-14]3 个发展阶段，其中空间公平受众多学者关注，多采用统计学方法测度公园绿地空间公平[9-10]，如 Nero[10]利用基尼系数等方法综合测度绿地空间公平的演变状态；杨丽娟等[11]则基于可达性、数量、面积和质量 4 个不同维度，评价公园绿地空间公平；许基伟等[12]利用 G2SFCA 模型计算可达性并评价武汉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

 

2）效率测度：基于邻近度、数量、规模等不同维度，利用服务半径、服务覆盖率、可达性等指标展开分析，并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定量测度[15-19]，如周聪惠[19]界定了游憩服务供需空间关联概念，构建了空间关联量化模型以衡量公园绿地绩效。

 

公园绿地布局测度的已有研究深入而广泛，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在以下两方面有待拓展。

 

1）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现有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研究多依托于公园绿地布局的相关研究，仅杜伊[17]、刘泽等[18]、何琪潇等[20]、刘颂等[21]少数学者开展了以社区公园布局为重点的专题性研究，且多以单一的空间公平、空间效率为研究视角，在综合性视角下探索整体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的研究亟待展开。

 

2）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受限于解析空间公平、空间效率间的复杂关系困难，现有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难以实现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测度，亟待选取既能够分别表征空间公平、空间效率水平，又能兼顾体现二者间关联、冲突关系的指标，并通过解析指标的相互关系以赋权，实现综合测度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现在其他学科领域中，已有研究运用 CRITIC-熵权法兼顾指标内变异性与指标间冲突性、离散程度[22]，为本研究测度指标的赋权提供了可行路径。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引导下，实现社区公园公平配置和高效服务，愈发成为新时期构建高品质社区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23]。本研究以“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为研究视角，遵循“内涵界定—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综合指数计算”的逻辑主线，拟为科学研判社区公园布局现状提供指标和方法支持，引导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优化。

 

 1  概念与内涵界定

 

  1.1  社区公园布局

  

   “社区公园”的定义取自《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研究社区公园布局的原因有：1）社区公园是城市公园体系的基本单元，具备特有的规模、功能特色及位置属性，承上启下地衔接综合公园与游园的功能、服务范围[24]；2）社区公园面广量大、服务覆盖范围广，具备靠近居住区且使用频率高的特点[25]；3）社区公园具备公共服务设施属性，是以较低的成本提升社区生活圈人居环境的适宜空间类型[17]。

   

    “社区公园布局”指代社区公园空间布局，是考虑自然因素后，根据居民总量、分布状况，再结合交通条件，对社区公园的总规模、总数量、区位与个体规模等布局要素做出配置[19]。

    

    1.2  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与效率

    

     “社区公园布局空间效率”是指在整体上以较少的社区公园资源达成空间上更好的分配，用于衡量当前区域整体上居民获取社区公园服务的能力。本研究将社区公园布局空间效率划分为可达便捷性与服务水平，前者关注居民前往社区公园的便捷程度，后者则关注同等资源条件下居民获取的服务水平[26]。

     

      “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是指不同区域的居民可获取的社区公园资源应尽量均等，

用于衡量不同区位居民利用社区公园的能力差异。本研究将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划分为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27]，前者强调居民获取社区公园服务的潜在机会的均衡性，后者则关注居民享有的社区公园服务水平是否相近。

 

 1.3  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

 

  “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是指在社区公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考虑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各自的水平与相互影响关系，例如当社区公园总量不变时，数量增多，区位分散、规模变小，其布局空间公平会提高，空间效率则会降低，反之亦然[2]。

  

   2  测度方法

   

    2.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综合测度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过程，本研究考虑指标科学性、整体性与数据可得性，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7-29]，以空间效率、空间公平为 2 个准则层，可达便捷性、服务水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为 4 个指标层，构建包含 8 个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表 1）。

 

首先，考虑指标的关联性，选用均受社区公园数量、区位和规模等基础布局要素影响的指标以表征空间效率、空间公平。其中，空间公平的指标主要选用空间效率指标的标准差以表征不同区域居民享有公园服务水平、机会的差异，如选用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的人均水平作为空间效率指标，而用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的标准差作为体现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差异的指标，强调了指标的关联关系。

 

其次，考虑指标的冲突性，如社区公园区位更接近人口密集区时，人均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指标得到优化，但人口密集区的居民相较于非密集区居民能够更快速到达社区公园，增大了不同区域居民获取社区公园的机会差距，因此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差异指标变差，强调了指标的对立关系。

 

最后，构建多层级测度指标体系，通过关注指标间相互关联与对立的特性，综合考量空间效率、空间公平间的复杂关系，利于在赋权与测度过程中对二者关系的衡量与协调。

 

2.1.1  空间效率准则层的指标定义

 

1）可达便捷性以“人均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表征人均到达最近社区公园的出行成本，从居民角度体现空间上社区公园是否接近。

 

2）服务水平包含 3 个具体指标：“人均社区公园可达性”表征人均步行 15 min 可获得的社区公园服务，从居民角度体现社区公园是否被有效利用；“社区公园单位面积负荷均值”表征社区公园在步行 15 min 范围内单位面积服务的居民数量，从社区公园角度体现潜在服务能力；“社区公园覆盖居民比例”表征在步行 15 min 范围内社区公园覆盖居民数量和研究区域内总居民数量的比值，从居民角度体现社区公园的数量、区位是否匹配居民分布。

 

 

 2.1.2  空间公平准则层的指标定义

 

 1）机会公平包含 2 个具体指标：“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差异”表征居民步行到达最近社区公园的出行成本①差异，从居民角度体现能否在相近时间内到达社区公园；“可达社区公园数量差异”表征每个居民步行15 min 范围内可达社区公园数量的差距，从居民角度体现能否拥有相近数量的社区公园以获取服务。

 

 2）结果公平包含 2 个具体指标：“社区公园可达性差异”表征居民步行 15 min 范围内享有社区公园可达面积差异，从居民角度体现享有社区公园服务是否公平；“社区公园单位面积负荷差异”表征社区公园在步行15 min 范围内单位面积服务居民数量差异，从社区公园角度体现数量、区位与居民的匹配情况是否公平。

 

 2.2  基于CRITIC-熵权法的测度方法

 

 科学测度社区公园布局的关键是综合考虑指标内部和指标间的关系，并确定各指标的重要程度。CRITIC-熵权法结合了 CRITIC 法和熵权法的优势。

 

 首先，本研究采用 CRITIC 法，通过对比强度与相关系数，衡量不同指标间的对立和依赖强度，若某指标更依赖于其他指标，则其权重越低，若该指标与其他指标越对立，则其权重越高，可反映空间公平、空间效率指标间的冲突性；其次，以熵权法将所有指标视为一个整体，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衡量其对整体的重要程度从而实现赋权，反映空间公平、空间效率的统一性；最后，对结合两种客观赋权法得到的权重结果进行相互修正，协调空间公平、空间效率的统一性和冲突性[22]。

 

 本研究利用 CRITIC-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并计算综合指数以表征社区公园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水平，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式为yujxujmax（xuj） min（xuj）式中： 为样本区域 u 第 j 项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为样本区域 u 第 j 项指标原始数据；和 分别为样本区域 u 第 j 个指标的最大、最小原始数据。

 

 2）基于 CRITIC 法计算指标权重，计算式为βjδjrijW′j式中： 为第 j 项指标对测度指标体系的影响程度； 为第 j 项测度指标的标准差； 为第 i 项指标与第 j 项指标的相关系数； 为第 j 项测度指标的 CRITIC 法权重；N 为指标个数。

 

 3）基于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计算式为y′ujpujdjW′′j式中： 为平移变换后的标准化数据，目的是消除无量纲化后“0”值影响； 为样本区域 u 第 j 项指标数据占所有样本区域中该指标数据之和的比重； 为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为第 j 项指标的熵权法权重；M 为样本区域个数。

 

 4）设两种赋权法地位同等，计算指标的组合权重 Wj，计算式为Wj= 0.5 × W′j+ 0.5 × W′′j（j ∈ N）。 （9）5）将去量纲化后的指标数据和对应指标的组合权重相乘并求和，得到该区域的综合指数。计算式为Ru= 100 × ∑Nj=1yujWj（u ∈ M）。 （10）Ru式中， 为样本区域 u 的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指数（0≤Ru≤100）。

 

  3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取苏州市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区域，包括姑苏区全域以及吴中区、相城区、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的部分街道，共涉及 5 个市辖区，总面积约为437 km2[30]。苏州市位于长三角东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城市绿化功能完善，作为全国首批生态园林城市，在公园绿地建设方面具有领先性，可为其他城市提供方法经验借鉴。中心城区是苏州市的核心发展区域，存在大量社区公园，但人口高度集聚，且土地利用状况紧张，不同市辖区间居民和社区公园分布差异较大，现有的社区公园难以满足居民需求。选择苏州市中心城区开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数据来源

 

以统计数据和 POI 等网络大数据共同构成的多源数据可划分为以下 3 类。

 

1）公园数据：利用 Python 爬取苏州市公园绿地的高德POI、AOI（area of interest）数据，结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规定的社区公园规模标准、《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进行数据筛选。由于邱冰等[31]、何琪潇等[20] 提出服务于周边社区的综合公园具有社区公园的功能，且现实中居民也会在邻近的综合公园开展日常游憩活动，综合公园也被纳入统计范畴，并被视为可提供社区公园服务。同时受边界效应②影响，中心城区周边部分公园可为中心城区边缘的居民提供游憩服务，因此在中心城区外建立步行 15 min 范围的缓冲区并收集公园数据。最终筛选得到 69 个可提供社区公园服务的公园（图 1），总规模约为 420.44 hm2。

 

2）居住区人口数据：利用 Python 爬取链家网（cm.lianjia.com）的居住区数据并获取居住区空间地理坐标，得到 2 195 个居住区，结合《苏州统计年鉴 2022》中户均规模等数据计算得知，苏州市中心城区约 214 万人，主要集聚在姑苏区及其周边区域，而工业园区人口则相对分散。

 

3）出行成本数据：利用 Python 调用高德 API 路径规划接口，获取从各居住区出发以步行方式到达公园的时间成本

 

4  测度结果分析

 

首先明晰中心城区、市辖区的现状测度指标结果；然后以 CRITIC-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指数，并采取相同方式计算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得分 （图 2）。

 

 4.1  测度指标分析

 

  4.1.1  空间效率准则层

  

  1）在可达便捷性指标层中，中心城区居民难以在 15 min 内步行到达社区公园，社区公园和居民存在空间错配。在市辖区层面，相城区是唯一能够在人均 20 min 内到达社区公园的市辖区；高新区居民前往社区公园最困难，人均耗时 33.77 min，多数社区公园远离居住区（表 2）。

 

2）在服务水平指标层中，中心城区可获取社区公园服务的居民仅 33.41%。在市辖区层面，姑苏区可达性表现较差，现有社区公园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其中单位面积负荷均值与覆盖居民比例均较高，说明现有社区公园已经被较好利用，但社区公园总量不足；相城区可达性也较差，但单位面积负荷均值与覆盖居民比例均较低，说明现有社区公园覆盖范围较小且单个公园服务人数不充分，服务水平未能有效发挥；高新区、吴中区和工业园区在单位面积负荷均值、覆盖居民比例均较低的情况下，仍具备较高的可达性指标，说明现有社区公园未被充分利用，且存在供过于求现象。

 

服务水平指标层的 3 项指标互为补充，初步反映社区公园服务水平和居民获取能力，结合可达便捷性的指标，可以发掘空间错配 1 苏州市中心城区公园布局及人口分布现状是否影响服务水平，综合表征中心城区、市辖区社区公园布局空间效率。

 

 4.1.2  空间公平准则层

 

 1）在机会公平指标层中，中心城区社区公园布局机会公平两项指标均较低，居住区周边的社区公园设置不均衡。在市辖区层面，高新区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差异高达 27.20 min，表明区域内社区公园呈现显著的集中分布态势，且远离高人口需求区域；吴中区、工业园区可达社区公园数量差异指标略高于其他市辖区，结合其较低的最短到达社区公园时间差异，说明社区公园虽然数量较多，但各居住区周边的社区公园设置的均衡性不足。

 

2）在结果公平指标层中，中心城区社区公园单位面积负荷差异、可达性差异两项指标均较低，说明各社区公园的利用情况不同，居民享有的社区公园服务存在不公平现象。在市辖区层面，可达性差异指标表现较好的姑苏区，社区公园单位面积负荷差异却较高，表明部分公园并未发挥实际效能，结果公平存在提升空间；吴中区、工业园区单位面积负荷差异较低，但可达性差异高，说明社区公园与居民的供需匹配关系差，在需求高值区处供给不足，而在低值区处供给过多。

 

机会公平指标层反映了社区公园在居住区周边分布的均衡性，但不同居住区的需求差异无法仅通过均衡性判断，因此结合结果公平指标层，可通过均衡性和供需关系深入研判中心城区和市辖区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水平。

 

 4.2  综合指数分析

 

 指标权重层面，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均显著影响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指数，空间效率相对重要，但与空间公平的权重无明显差异（表 3）。

 

  4.2.1  中心城区测度结果

  

 

  中心城区的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综合指数较低（48.53），其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得分呈现出“双较低”状态（表 4）。一方面，中心城区范围内社区公园和居民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离散状态，居民可达性较差，社区公园服务水平也较差，整体空间效率较差；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居民分布为中心集聚、四周分散，且较大面积的公园多分布在中心城区四周，与人口需求错配，使得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现象同时存在，社区公园提供服务的结果公平存在缺失。上述所提及的两方面现象并存，导致中心城区社区公园布局在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方面表现较差，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协同发展，但水平均较弱。

  

   4.2.2  市辖区测度结果

   

   从市辖区层面看（表 4），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综合指数呈现姑苏区>工业园区>相城区>吴中区>高新区的结果。

   

   1）姑苏区（72.49）的综合指数较高，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得分呈现“双较高”状态。社区公园发挥服务水平的能力优异，与居民分布仅存在轻微空间错配。在较高的空间效率促进下，虽然社区公园总量不足，但却能服务较多居民。多数量、小规模的社区公园均衡布局模式促进了供需匹配，提高了布局结果公平。姑苏区社区公园布局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实现协同发展，且均能够保证各自较高的水平，能够较好地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

   

   2）工业园区（52.32）和吴中区（48.07）的综合指数较低，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得分呈现为“双较低”状态。虽然两个市辖区的社区公园均趋向集中分布，具备效率优势，但与居民存在空间错配，同时社区公园发挥服务水平的能力弱，因此空间效率均较差。市辖区内社区公园和居民的供需关系不匹配，布局均衡性存在缺失，也形成了较差的空间公平水平。因此，两个市辖区的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水平较差。

 

3）相城区（52.26）的综合指数较低，与工业园区和吴中区相近，但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得分为“高-低”状态。社区公园数量不足且布局分散，构成公园服务覆盖面积小且服务人数少的现状，空间效率低。但现状布局也使得居民获取公园服务的机会相近，因多数居民均难以获取服务，获取服务差异较小，因此呈现出空间公平的水平高。社区公园布局空间效率的低水平与空间公平的高水平差距显著，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水平较差。

 

4）高新区（39.16）综合指数低，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得分为“较低-低”状态。社区公园与居民分布呈现显著离散状态，致使社区公园难以发挥服务水平，空间效率缺失。与相城区类似，高新区也因多数居民难以获取服务而呈现较小的获取服务差异，但其社区公园总量较为充足，规模大、数量少的布局模式使居民获取服务的机会存在极大差异，空间公平较差。社区公园布局空间效率、空间公平的差异较大，综合二者均不优异的水平，导致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水平最差。

 

综上，社区公园的供需特性虽决定了空间公平是更重要的布局原则，但空间效率才是综合指数的基础，没有空间效率的空间公平代表居民获取的社区公园服务不足；空间公平则是综合指数的提升关键，在空间公平引导下优化空间效率，才能够减缓空间差异的加剧，进一步提高综合指数。

 

 5  社区公园布局优化策略

 

 结合测度指标结果与综合指数分析结果，本研究对苏州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园布局提出初步优化策略。

 

1）在中心城区总体层面，应保持当前的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模式，在后续建设中，重点关注社区公园覆盖率、利用率，增加社区公园的数量且分散建设。

 

2）在各市辖区层面，姑苏区社区公园布局状态良好，但总量相对匮乏，应在当前布局基础上增补社区公园总量；工业园区需关注社区公园布局的空间公平，后续应逐步降低社区公园的平均规模，并暂缓低人口密度区域的公园建设，优先新增或改造高人口密度区域的社区公园；相城区应提升社区公园布局空间效率，增加社区公园数量，保证服务覆盖范围；吴中区需关注社区公园区位，提升社区公园利用率，在人口集中的南部增设小规模社区公园，优化空间公平；高新区社区公园布局存在空间上远离居民现象，但总量充足，后续须调整已有社区公园布局，围绕居住区增设社区公园，积极开发现有公园周边区域，并优化道路结构，有效利用现有社区公园。

 

 

6  结论

 

社区公园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社区生活圈的适宜空间类型，实现其布局公平且高效既是重要民生需求，又是落实相关国家战略和城市建设行业发展的需求。

本研究将单一的空间公平或空间效率的研究视角拓展至“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视角，以苏州市中心城区为实证区域，结合多源数据的高精度优势，基于居住区分析单元构建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测度指标体系，定量分析城市整体尺度下社区公园资源空间配置和服务供给状况，主要结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解决了空间公平、空间效率存在关联性和冲突性的难题，既能够表征二者各自的水平，又兼顾体现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在客观赋权中，同时考虑各指标已有特征和指标间冲突、离散关系，可实现对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测度。

 

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研究，为社区公园布局实践技术的施行奠定基础，未来可从 2 个方面进一步展开研究。

 

1）社区公园区位、规模和数量等要素均对它们的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产生影响，但各要素的作用程度还需深入挖掘，以进一步助力解析测度结果，探究何种布局模式可以达成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最优，此外，还可继续探究道路密度、周边建筑密度等外部要素对社区公园布局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产生的影响以及作用程度，以揭示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影响机制。

 

2）社区公园布局测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布局合理规划和调控，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优化是复杂的非线性规划问题，测度研究为优化该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后续可深入挖掘优化目标并创建兼顾空间公平和效率的社区公园布局优化模型，落实社区公园的高效配置和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