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风景园林师的责任与挑战—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前任主席詹姆斯·海特教授专访
2018年7月，周海特(JamesHaytex)教授荣任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andscapeArchitects,IFLA)主席。他同时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建筑与建筑环境学院担任教授，并作为南澳洲景观与城市设计事务所Oxigen的创始人，积累了丰富的景观项目实践经验。海特教授的代表作包括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中央公园区以及阿德莱德的新兴“全球区”LotFourteen和Tonsley创新区等。海特教授致力于在实践中营造健康和可持续的城市。他被公认为澳大利亚风景园林和城市设计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其前瞻性的行业洞察力和实践能力著称。他倡导风景园林师应当肩负起协调安全、创造包容性、连接社区的责任，与自然相协作，提供充格的绿地和清洁的水源，构建健康的户外公共空间。
然而，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环境、科技进步及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当前的风景园林师正在面临多重变化的责任与挑战，需要应对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社区参与、健康与福社、地域文化等多方面的新间题。2023年4月20日，借海特教授参加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国际风景园林前沿论坛暨4.18国际古迹遗址日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青年专业人员论坛这一机会，《风景园林》杂志有幸对他进行了专访，深人探讨当前风景园林行业的新责任与新挑战。
LAJ:您在担任IFLA主席期间，主要倡导和推动了哪些领域的工作？另外，您认为近期IFLA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Hayter:在我与IFLA合作的大约20年间，我们实现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显著的成就是我们与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合作，这使得IFLA真正实现了其全球性的地位。我在IFLA的工作重点是管理，尽管IFLA是一个志愿性组织，但强大而有效的管理方法却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一项管理的目标是提升我们传播和推广优秀的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的能力，为所有风景园林师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IFLA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它也是全世界的风景园林师代表们的核心归属。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我认识到IFLA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为风景园林专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现在，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目标应该成为IFLA以及所有风景园林师的主要工作重点。
LAJ:IFLA作为最为权威的全球风景园林师非政府组织，在推动行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请您谈谈IFLA是如何在全球推广风景园林教育并制定标准的？
Hayter:2022年，我们与国际劳工组织(Intex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共同修订了一份关于“风景园林”(landscapearchitecture)定义的重要文件，旨在推动全球对风景园林行业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风景园林的定义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使其更具包容性。可以理解为这是对传统风景园林实践的扩展，以期倡导更广泛的职业领域。我认为风景园林专业可能只发挥了15%的潜力。我预见在未来，这个行业将会在众多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我认为这个定义对大学教育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已经超出了许多大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范围。我们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景园林的新定义能够促使大学教育对专业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拓宽他们的教学内容。例如，我在实践中做的工作主要是“城市建设”(city-making)，这实际上是许多专业都会涉及的工作领域，包括风景园林师，因为我们对城市中的各个元素(如自然、人文等)都有深入的理解。我们不应局限于以风景园林师的身份建设城市，而应学习如何与其他职业进行协作，采取一种全局性、协同的观点来看待一个城市。
IFLA制定了一项与风景园林定义相关的大学课程认证程序。但我们建立此程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认证课程体系，而是希望设立一个可以帮助国家协会或地区协会(无论其规模大小)达成他们各自标准的流程。我在实践中发现，制定专业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IFLA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尝试制定这些标准，以便在不同国家的协会之间进行共享。目前，这些标准已涉及职业健康、福利和安全，以及气候行动等多个方面。尽管在不同国家工作的人可能面临巨大的差异，但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并不是无意义的。在任何国家，实践都是极其重要且有价值的。我们试图提供相通的经验，以便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并制定基本的共性标准。
LAJ:IFLA在倡导气候行动，您认为IFLA在气候行动中起到什么作用？风景园林师又该如何将IFLA的气候行动承诺①转化为实践？
Hayter:尽管气候变化常常成为我们探讨的焦点，但这并不意味它掩盖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许多其他的重要价值，如城市中的清洁水和空气、社会包容性等。实际上，这些价值观与气候行动紧密相连，能有效地辅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因此，可持续设计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师关注的重点。作为IFLA的一部分，我们的职责是公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紧急状况，提升人们对当前全球气候趋势的认知。这场源自公众的气候行动拥有坚实的基础，IFLA的核心目标是发起行动并坚决支持它，特别是在政府态度不坚定的情况下。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这项声明，它将自然地形成一种承诺。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更深入探讨风景园林师的责任可以丰富我们的职业内涵。优秀的风景园林师总是倾向于采用可持续的实践方法，例如以奥姆斯特德为代表的参与城市规划的风景园林师们，他们的设计常涉及城市内的雨水管理和绿色空间。因此，我认为优秀的风景园林设计师应该具备扎实的生态学知识并秉持可持续设计理念，以便推动城市绿化，应对气候变化。然而，许多专业人士目前更偏向于将城市规划视为功能性和美学性的工作，而未真正考虑到它在可持续性方面的价值。他们应该考虑将健康福社以及气候行动等作为我们专业的核心价值观，我相信这将为我们的行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LAJ二在实践气候行动方面，我们的城市及城市生活可以得到哪些好处？
日ayter:我想首先和大家共同回顾一下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图1)，其中至少有5个是直接与气候行动相关的，这足见气候行动的重要性。风景园林专业在实现气候行动方面具有强大的技能储备，因为我们的专业涉及水、能源、粮食等重要领域。我们必须理解，气候行动与其他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它关系到心理健康，也关系到我们从气候行动中派生出的风景园林价值。我想强调的是，一系列与气候行动有关的措施可以带来诸多益处，例如推动城市农业发展、优化雨水管理、保障水质清洁和缓解贫困等，同时也将推动气候行动的实现。这些元素实际上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气候行动，解决其他问题将变得更为困难。气候行动的实施至关重要。
LAJ:您一直致力于城市健康的研究，并在许多景观和城市设计项目中展现了卓越的才华。那么在您看来，一个成功且健康的城市环境应具备哪些特点？其中最关键的元素是什么？
日ayter: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在我看来，城市的复杂性使得“城市”无法成为某一职业独占的领域。当我们面对城市规划任务时，理解城市的复杂性并联合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出谋划策是关键。目前，我注意到风景园林设计愈加注重人的心理层面，这也是我高度重视城市中居民的健康和福社的原因。所以，城市规划的目标，不应该仅是创建一个高效运转、美观的城市环境，更应该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气候行动的需要，实现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并且尽可能地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最佳的环境。我们的设计目标是创造能让人们感到快乐的环境，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间，而这种幸福感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设计手法来实现。
总的来说，我认为建设健康的城市环境需要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进行多领域的合作。优质的城市环境是由各专业人士共同塑造的，包括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城市规划师、心理学家、地理学家，以及文化历史等各类相关专业的从业者。
LAJ二您的许多项目都结合了健康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比如堪培拉中央公园(图2)。面对今天的快速城市化，我们该如何平衡自然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Hayter:中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大相径庭，澳大利亚拥有更多的开放空间，并不像亚洲的城市那样人口密集，因此我们并未像中国那样面临高度城市化带来的压力。然而，尽管情况不同，某些原则依然通用。
回顾过去1520年，中国的许多城市曾经深受污染困扰，但在政府和专业人士的努力下，现在这些城市的环境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城市宜居度也大幅提升。窗外这座美丽的城市一一深圳，便是典型的案例。我认为大学教育对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视是产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从大学教育着手，深入理解社会学和环境学的运作机制，并将其与城市规划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发挥它们的潜力。深圳的发展就是跨领域合作成功的范例。尽管这种跨领域合作相对较新，但它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中，并得到了有效实施。
现如今，人们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环境对健康和幸福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我们设计城市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感到快乐。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实现这一目标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认为构建绿色城市的优点在于它能将人们与自然紧密连接，提供户外休闲空间以及无污染的环境，并鼓励人们更多地接触自然。我相信现在的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在这方面投资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显示，每投入1元用于预防城市病，将能节省7元用于治疗城市病。因此，投资于生态环境建设将为未来城市和其居民带来巨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