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叙事视角下燕京八景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
（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从景观叙事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燕京八景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通过分析燕京八景的历史、政治和审美内涵，揭示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燕京八景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与政权更迭、环境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景点不仅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燕京八景的景观叙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景观客体的叙事，即对景点的描述和叙述；二是景观主体的叙事，即对景点所蕴含的历史、政治和审美内涵的分析和解读。
中国景观集称文化源远流长，燕京八景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京城景观的集体叙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和审美内涵。以景观叙事理论角度来看，燕京八景作为一种景观集称的文化现象，是北方自然环境与浓厚政治背景下孕育出的独特成果，在历史、政治和审美等角度代表了北方城市历史景观的水平。
1燕京八景的由来
1.1景观集称与景观叙事
华南理工大学吴庆洲教授[1]提出用数字的集合称谓表述某时、某地、某一范围的景观称为“景观集称文化”，
是集称文化的子文化。景观集称现象是我国传统山水审美中的重要概念，各地方志资料中“八景”“十景”“十二景”等景观集称现象层出不穷，可见景观集称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经过了长期演化而逐渐构建起的一个稳定的结构化的景观体系。借由景观集称可以一窥古人在自然山水审美的过程中所总结出的经验，了解他们独特的城市闲暇生活时光和文化记忆。
在马修·波提格和杰米·普灵顿的《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中，景观被解读为一种叙事方式，借由景观来向观众传达某个故事情节或者某种情绪。景观叙事视角下景观具备了符号化和抒情功能，而在我国古人笔下的八景图、八景诗与这一观点呈现出高度的相似之处。
1.2燕京八景的生成与演变
景观集称文化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有学者在论述永州八景时提出：“八景是在古代城市长期发展积淀中逐步形成的，代表和强调了城市居民景观审美偏好和精神文化内核”[2]。自金元时期以来，随着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深，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不断提高，随着文臣词工或官方或私人的郊游活动，北京城市周边代表性的城市景观集群“燕京八景”应运而生。
燕京八景的起源具体时间待考，但总体认为起源于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在承袭元代燕京八景的景名和位置的基础上略有变动，但其间的继承和延续关系仍较为明确。
燕京八景的起源目前有2种说法，一说源于明永乐年间翰林学士胡广的《燕京八景图诗序》，一说源于元代文人陈栎的《燕京八景赋考评》。但两者都未明确指出燕京八景具体包含景象。元大德七年的《大元一统志》明确提出了燕山八景分别为：琼岛春阴、太液秋风、居庸叠翠、玉泉垂虹、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和道陵夕照。明代诗人杨荣等人所作的若干《北京八景》诗提出了琼岛春云、太液晴波、居庸叠翠、玉泉垂虹、蓟门烟树、西山霁雪、卢沟晓月和金台夕照八景。清代乾隆帝所做的《燕山八景诗》中，依次是琼岛春阴、太液秋风、玉泉趵突、西山晴雪、蓟门烟树、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和金台夕照。在历史更迭中，燕京八景的具体指向在不断变化，对于其整体认知认识相对固定的，并未随时间的变迁而出现明显的偏移。
2燕京八景的意义生成机制
2.1共时性角度下的整体意义生成
以结构主义的景观叙事来看，燕京八景的景观现象与八景的深层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燕京八景作为集体意向的象征意义并非简单文化符号的罗列，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深层象征意义。从燕京八景的横向关联关系来看，八景之间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结构关系。每一景点的构成都在遵循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即“地点”+“对象”。由此可以一窥古人在赏景所关注的重点。甚至在其早期，可以从中看出严谨的对仗，如琼岛春阴与太液秋风中“春”“秋”相对、居庸叠翠与玉泉垂虹中“叠翠”对“垂虹”、蓟门飞雨与西山积雪中“雨”对“雪”、卢沟晓月与金台夕照中明月与夕阳相对，这或许是古人文字趣味。
太液/秋风卢沟/晓月蓟门/飞雨玉泉/垂虹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西山/晴雪居庸/叠翠
而从纵向关联来看，八景中杂糅着大量的回忆、联想、象征、隐喻等手法。如琼华岛上的太湖石多为宋代汴京遗物，原本是宋徽宗所建皇家园林艮岳中的太湖石。
由此所带了的政治隐喻引发出了超越时空的联想，因此乾隆在“琼岛春阴”立碑时发出了“艮丘移来石岌峨，千秋遗迹感怀多”的感叹。
因此对燕京八景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的解读应建立在同一时期整体性认知中，八景彼此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整体语境建构起了其独特的东方审美和政治内涵。
2.2历时性角度下的景观意义迭代
自金以降，燕京八景经历了数百年的变化，八景中只有卢沟晓月和居庸叠翠在名称、位置和观景对象没有变化，其他六景都经历的一定程度的变迁，这是城市景观在历史长河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景观客体、精神内涵、空间位置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环境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以居庸叠翠为首的景序是元人“内北国而外中国”观念的体现。明永乐时期同样以居庸叠翠为首的景序却有着与元代截然相反的内外之别，即“内华而外夷”。到清乾隆时期，燕京八景有了以琼岛春阴为中心的新秩序[3]。以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及背后的原因赋予燕京八景更为丰富多元理解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