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风景建筑营建历程及阶段特征

 

 

唐至清代，桂林风景建筑的建设与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数量呈现波动性增长(图3)，空间分布伴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图4~7)。



基于上述考虑，结合桂林风景建筑的形成与发展背景，将其营建历程划分为成长期、全盛期与成熟期3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分布特征、营建特质、建设目标及发展态势存在异同(表1)，折射出风景建筑的历时性过程。

 

3.1成长期：萌芽与奠基阶段

 

唐代是风景建筑从萌芽到成长的时期，演进过程中，其建设目标从军事防御转向风景游赏，分布地点从城内扩至近郊。初唐，李靖出于军事目的始建逍遥楼，而颜真卿为逍遥楼题字，将其推向世人，加之具备“俯视山川”的地利特征，引来文人雅士登临咏赏。如宋之问登逍遥楼观景咏赏，推动逍遥楼成为一处供人欣赏自然之美、满足审美享受的场所。此后唐人基于游赏需求，围绕逍遥楼建东山、拜表、碧浔三亭，组成城中游赏空间，促使风景建筑“风景游赏”的建设目标显现。

 

中期以后，唐人产生了选择形胜之地的构园意识和寄托身心的园居意识，影响了风景建筑的营建活动。元和十二年(621年)，裴行立发现訾洲岛乃“群山环绕，漓水萦回”形胜之地，率先在此营建訾家洲亭。如《訾家洲亭记》记述，“御史中丞裴公，观望悠长，棹前之遗……考极相方，乃经工庀材。南为燕亭，北有重轩……昔之所大，蓄于亭内”。訾家洲亭从选址到布局都经过精巧构思，作为山水间的点睛之笔，呈现极高审美价值，柳宗元赞曰：“是亭之胜，甲于天下。”此时风景建筑已呈现“彰显形胜”的营建特质。

 

唐代寓桂官员在桂林山水间展开第一批风景建筑实践，初步促成其北至叠彩山、南至訾洲岛、西至隐山、东至漓江的分布构架。风景建筑既为桂林山水增添了点景之笔，又为人们的游赏、雅集提供了理想的空间载体。

 

3.2全盛期：兴盛与拓展阶段

 

宋代风景建筑更趋兴盛，分布地点从城内、近郊进一步向四周扩展，风景游赏的建设目标更为凸显。见于《临桂县志》载的宋代亭台楼宇和寺庙，远超唐代十数倍。如程节开辟八角塘建熙春台、知鱼阁、待月楼等；张维疏浚西湖，建瀛洲亭、怀归亭、相清阁；范成大在七星山、伏波山建碧虚亭、癸水亭等。此时风景建筑形成东到七星山、西到西山、北至虞山、南至南溪山的分布构架。随着“平民化”社会到来，风景建筑已不仅仅为满足少数名士之雅趣，也为“与民同赏”[21]。

 

 

宋人对形胜之处的认识更深刻与独到，加之其对于景观的经营方式更具艺术性，促使风景建筑“彰显形胜”的特质得以深化。李师中《蒙亭记》：“凡物之蒙，在人亦昧，既有见焉其迹难藏。”提出景观或蒙或显，关键在于人的审美能力。吴及拥有深刻认识、发现景观的能力，发掘“胜绝之处”伏波岩，并在此“景物交会之处”缀以蒙亭，将“天上云气、岸畔秃鹫”等景象纳于一亭，使得自然之美彻底彰显。

 

元代政治经济发展受阻、文人官员受制，风景建筑营建活动滞缓，其数量、规模未明显扩大，仅在城内少量分布，但建设目标已由风景游赏向社会教化延展。瑞莲亭、奎文阁、南薰亭与马王阁等，景名便体现促文教、彰贤德的意图。围绕这些风景建筑所作文字，尽在渲染“兴文促教”“明贤仁义”的氛围，如吕思诚《瑞莲亭记》、陈孚《马王阁诗》，反映出风景建筑的建设目标已向“社会教化”进行拓展。

 

3.3成熟期：复兴与完善阶段

 

明代风景建筑数量大幅增加，分布更加广泛，城内诸山、湖塘成为建设重心，城郊地区亦有少量建设。靖江王依托独秀峰建有大量风景建筑。其建设行为引来官员纷纷效仿，如朱静庵、傅伦与汪渊分别在城内建可山亭、睿思亭、拱辰亭与宝贤亭等大量亭阁，曹学佺、姚世儒、李真诚等人则在城郊建设少量亭阁，共同与独秀峰上的风景建筑形成呼应。

 

明代风景建筑延续了唐时期以来的风景游赏功能，同时强调社会教化与明礼重制的建设目标。耿良在宝积山建诸葛亭、姚世儒在虞山建闻韶亭，均为达到“纪念贤哲”教化意图。而傅伦在七星山建怡云亭，则在宣扬“忠君孝亲”的纲常礼教。可见明代官员营建风景建筑更倾向于以建筑为载体将文化义理藏孕于山水之间，反映出“人文与自然有机融合”的营建特质。

 

清代风景建筑建设成熟，地方官员多致力于修缮与重建，新建建筑趋向缩减，且集中分布于城内与近郊，建设目标逐渐从注重教化、崇尚礼制转向抒情表意。范承勋《大空亭铭》记载，刘仙岩为刘姓道翁仙隐处，岩半隙地可“揽掇云霞，吐纳曦魄”，范承勋构亭其上，强化了“遗世独立”之仙景意象；“大空”景名寓意“唯空乃大，唯大乃全”，既巧妙点明了基址“遗世独立”之特质，又蕴含了主体“超凡脱俗”之向往，反映出文化理念与自然基址的融糅。拟兰亭、通明阁与飞云台等，景名上均体现出营建者追求内心修养与闲情雅趣的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