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绘画中城墙风景的现实性考察

 

3.1城市中心区转移影响下的园林与城市的空间耦合关系

 

在明代苏州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中期以前受到元末战争的影响，城市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城内园林也没能逃脱战争的破坏。城市的发展处于恢复期，虽然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处于全国的商业经济中心，但是政府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园林建设上更是要求严格“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14]。同时“多谨理法，居室不敢淫”[15]。

社会各阶层在消费方面表现得十分简朴。相对约束节俭之风随着明中期以后政策的宽松带来的城市工商业的逐步放开有所改变。这时城市内住宅园林的营建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繁荣局面，到了成化年间城市宅园的建设更为兴盛，城市隙地减少以致城市边缘的城濠区域也是重要的建设区，“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16]。

从明代苏州城市的建成面积分析来看，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扩张，相比于前代城市建设更加稠密和紧促，导致园林用地面积也呈现明显的缩减趋势。而东部区域随着子城的荒废城墙和建成区域的隙地增加[17]，同时考察城北部和南部，这2处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区域，满足了园林选址布局的优越条件——不侵占城中的隙地空间，加之田地和园林用地交织，因此成为造园的理想选择。从拙政园(古城东北)和东庄(古城东部)园林和农业耕种的结合可以清晰地得到反映④。园林布局的东移是城市功能扩张所导致的人地关系变化的呈现，同时也为园林和城墙建立了空间的联系。

 

同时明中后期苏州社会安定，旧的市坊制为坊巷制取代，城市各区及城外的交往日益密切，城市的生活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倾向，许多私人园林选择位于和城市相距不远的城市边缘区和城郊附近，保持着和城市既联系又疏离的社会空间关系，而城墙在这一空间关系建构中起到了内外分隔和沟通的作用，让复杂的城市社会生活有了空间的交集点。

明中期前苏州城市的商业中心在金阊一带，苏州的地方家族也大多集中在城西地区。很多官员、巨贾及文人的居住区、手工作坊依附着这一经济核也在这一区域“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18]。随着地方大族迁入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便向儒学持家转型，积极和吴门文士建立联系，如从江西迁来的彭氏，早年在阊门从事商业活动，后开始结交吴门名士，包括沈周、文徵明、吴宽等名流，彭氏先人彭至朴的墓志铭就是沈周所撰写。

可见这些拥有丰厚财富的家族和吴门文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在前述沈周和吴宽、文徵明和王献臣的深厚交情也有所体现，也就为描绘他们的园林景观奠定了基础。同时吴门画家在城市内外也有自己的庭园，如吴门早期画家杜琼的乐圃、盛期沈周的有竹庄、文徵明的停云馆、唐寅的桃花庵。这些园林也大都分布于城市内外边缘环境优美之地。

 

文人“市隐”的文化心理对于明代社会精英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世贞提出“山居之迹于寂也，市居之迹于喧也，惟园居在季蒙间耳”⑤。择居城市边缘区域的城墙附近除了能够享受城市所带来的文化、社会和安全等利益外，还能够满足归隐的心理需求。此外，城墙还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城墙之外的护城河与运河相连通，水运的发达让城门外通过护城河可以沟通南北交通，城墙外濠上的送别场景时常发生，明代吴门画派很多画家就画过类似的濠上送别场景，如陆治的《濠上送别图》、唐寅的《金阊送别图》等，此时的城墙被赋予了文化的寄托意义，以城墙为故乡的原点，友人的远行和城墙的矗立形成动静的对比，城墙变成了乡土的文化坐标，牵引着离乡远去的人。

 

城市的“西狭东旷”也让这一时期的城市中心向东发展有了现实的苗头，同时城市新生的家族崛起及空间发展需求，东移似乎成了必然的趋势。虽然位于古城东部的东庄和古城东北的拙政园都是在历史上已有园林的旧址上建设的(东庄为五代时“东墅”位置，拙政园在三国陆绩、东晋戴额和唐朝陆龟蒙宅第位置)，但是从明代中期后整个苏州城内的园林格局发展来看，呈现了向东部集中发展的趋势，形成了园林与城市的空间藕合关系，这一藕合关系在广义上更多地体现了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空间的发展与城市中官商及士大夫园林布局的高度相关性。吴门画派园林绘画中城墙景观的出现无疑是对于城市与园林空间藕合关系的有力裘述。

 

3.2负郭临流，半村半城郭的园林人居环境

 

不可否认，城市的中心区转移对园林布局的作用，但是宜居性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参照因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市肆、商旅的繁荣，城内的居住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士人、官绅建造园林本是寻求乐享自然的幽静之地，城和村是空间上的差异，选取城市和村庄的中间地带居住无疑是最佳选择，而城墙内周围的区域就是这一中间地带的合适之地，既远离城市的繁杂又不脱离城市之便利，也就成为园林选址的理想选择。

园居生活质量的考虑是园林选址的重要参考因素，吴融的东庄和王献臣的拙政园在当时来说面积均不小，以耕读的生产活动为主，并无奢侈富丽之态，柯律格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拙政园是一处高墙环绕的商品生产空间，各种经济类树木的种植、池塘的开挖和疏浚，也暗示着园主把大量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这一生产空间的建设和维护之中[9]38。从园林的生产性意义上来说，东庄和拙政园及枕靠城墙而拥有丰富的生产性农地的其他园林具有同样的选址意义。



这些园林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20]，满足了园林生活对于农产品供应的需求。不仅在内城河靠城墙边缘区域有着丰富的生产性空间，在城墙外围的外城河沿线由于灌溉便利也成为农业生产区，这从沈周描绘的《苏州山水全图》中有所反映，城外的村居和农田靠近外城河及城墙，形成了城市外围的丰饶之地和以城墙为景观界面负郭临流的风景(图13)。

 

负郭临流的园林选址，既解决了园林的农业生产对水的需求，也顺应了园林的景观设计对水的应用。从《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可以看出，这2座园林和水有关的园林景观占了绝大多数，这和靠近内城河所具有的优势不无关系。虽然苏州城内河渠密集，但城区中部的园林需要开凿引水，靠近城墙内城河边的园林可免去过多的疏浚引流之需，直接可以利用场地中的天然水流[21]。因此负郭临流不仅解决了农业的灌溉，还有利于园林的设计布局，同时也为舟行交通提供便利，东庄图册“东城”河道中的船只无疑就是园林出行方式的点明。

 

4结论

 

古代中国的城市大多被城墙所包围，一般意义上城市的范围也局限于城墙之内，而明代拙政园和东庄所在的苏州时空轴上，由于水运商贸的发展城市突破了城墙的局限，向外围延伸，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以苏州为代表的太湖地区城市大多依河而建，规模相对较小，没有外城，城内街道狭窄，市街因而被迫扩张至城外，所以城市生活极盛的区域往往不在城市中心，而在城市边缘和外围的商业区[22]。

和城市附属的园林也伴随着这一经济核的迁移而变化，由于与城市功能密切的联系，园林不可能是一个个孤岛而存在，而是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城墙形象在以沈周和文徵明为代表的画家所描绘的园林题材绘画中的出现，是图像情结的依恋、园林借景的需要及园林地理坐标的点明，更是现实中城市的发展所导致的园林布局逐渐往城市外围边缘区发展的重要反映。通过对这一城墙图像“由图到园，由园及城”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1)从园林图像的关联上，吴门画派从沈周和文徵明开始已经有意识地将城墙的形象融入类似以园林为代表的“家山图”题材绘画之中，从而塑造了对于城墙风景的依恋情结。这一景观图像的依恋一方面源自师承关系的画面元素借鉴，另一方面是图像和文本的相互影响，这从图册与园记的图像构成结构和文本写作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在园林景观的营造上，从园林的性质上来说，明代江南很多园林是名副其实的富饶之地，园林的生产功能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和城市中心区的街巷隙地相比，城墙边的宽广农地更加适宜园林的营建和园艺生产，因此园林借景城墙和城门楼便顺理成章。对于城墙的借景是城墙内如东庄、拙政园及城墙外如张一川宅园等城市山林和城郊村居的视觉选择，城内城外共同构成了和城墙的对视。

 

3)从园林和城市的关系上看，因为有适宜居住和方便生活的双层考虑，园林和城市形成了空间上的耦合关系，城墙和城门周围作为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交流和发生的内核区域，对于园林的布局具有向心的牵引作用。这种历史上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和空间影响对于现如今苏州古城历史景观风貌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