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日本大地震对我国灾后重建的启示

 

东日本大地震造成了巨量的损毁，也引发了对人与自然共生方式的重新思考，加速了自然公园的整合优化和地域连通进程，使三陆复兴国立公园成为“感受大自然的恩惠和威胁、人与自然共生的国立公园”[27]。其“自上而下”的规划统筹和制度保障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和文化关怀，均体现了以保护为前提、合理利用生态文化价值的生态智慧。

同时，诸多秉持“区域”和“系统”思想的项目实施，不仅促进当地的重建工作，相较于其他点状的灾害纪念地和工程防灾措施，也更加重视将原本分散的自然公园视作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共生方式的统一载体，并且在其中强调里山、里海的乡土价值观重建，从综合、区域等角度反思灾害之外的环境变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式。日本依托自然公园体制建设的区域复兴策略对于我国灾后重建可带来以下几点有益启示和思考。

 

1)生态智慧自然观方面，与自然共生，积极探索灾后重建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结合的模式。基于提供高质量的自然场所有利于人的身心恢复，以及自然保护地可以在稳定气候、防灾减灾等方面起到突出作用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结合地域特征积极探索灾后重建与自然保护地的结合，将原本游离在重建系统之外的生态系统修复内容有机融入灾后重建体系，以确保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例如，在灾后重建规划中强调自然保护和恢复内容，以国家公园作为灾后特殊语境下的制度保障，妥善利用和总结生态规律，建立系统化、动态化和制度化的监测评估与管理体系；在国家公园的设计规划中积极拥抱“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等理念。

 

2)生态智慧资源观、文化观和生命观方面，活用自然，有机融合产业，开展多层次文化教育。灾后百废待兴，经济与财政压力骤增，确保受灾地的民生是首要问题。灾后的生态系统恢复要努力寻求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通过发掘多样性的自然资源，在科学原则的指导下探索利用自然资源的自主生计模式，可以成为扩大就业的有益尝试。

同时，在灾后社会与自然资源被充分调用的语境中，自然教育对自然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生态文化、灾害文化与地域文化和教育的融合，自然与人、灾害与人的关系的模式将被积极思考和重塑，公众和地方对规划及管理的认知和支持也将得以提升，灾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会相应提高，并借此在灾后紧张、紧缩的环境下获取全国乃至国际的关注与助力。

 

3)规划管理经验方面，重视协同性管理和动态阶段性规划，建设城市与自然区域一体的数据搜集和防灾体系。整合破碎的行政边界划分，有利于在灾后语境中统筹资源与信息，促成广泛地域之间的联系与伙伴关系，以更科学均衡地分配资金与权责。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协同性管理除了能确保分担上游的压力外，还可以以更平视的视角因地制宜地关注到自然环境保护和利用的需求与问题。运用动态阶段性规划可以借由生态和灾害数据及前沿理念，在无须过分注重建设效率的自然区域不断地调整和优化灾后的生态修复与管理策略。

在灾后的保护区建设中加强物联网系统建设，建立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将自然监测成果辅助于灾时和平日的适应性管理，强调防灾和应急预案建设，推进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环境监测与灾后重建的交叉研究，强化生态系统服务职能，并与城市防灾系统进行统筹，形成更完善的灾害预警和管理机制，彼此借鉴经验，灵活调整，逐步改进。

 

在我国，已有在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受灾地开展灾后重建的积极探索，如九寨沟在2017年震后倡导运用动态监测与保育的生态智慧理念，建设“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项目[28-29]。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和自然灾害高发地，未来可利用大九寨沟环线等的基础设施和诸多灾害遗址遗迹，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中设置融合地域民族文化的自然教育基地，并适量建设游步道和信息展示系统，形成富有节奏的主题区间，重视防灾、减灾、避灾据点等内容的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我国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方面的努力与探索可以与灾后重建体系积极融合，以构建更和谐、更具韧性的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