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园公用：历史比较视野下的伦敦上海经营性私园研究

 

摘要：随着公共思想的兴起，经营性私园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景观现象。旨在从世界景观发展历史出发，借由历史比较的视角，探讨这一景观形式的国际共同性与差异性，推进全球景观史和经营性私园研究。通过比较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指出该类园林普遍具有混杂性的景观特征、创新性的运营模式和推动技术传播的社会功能。但是，公共思想的不同来源却为其带来差异：由于伦敦的公共思想主要源于社会内部，其经营性私园因之成为既有文化传统的附庸；而上海的公共思想则主要来自被动引入，这也促使其经营性私园不断地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生碰撞，并在园主社会地位、妇女入园和运营时间等方面产生冲突。

 

基金项目：欧盟地平线2020研究创新项目(编号802080)、耶鲁大学保罗梅隆英国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03-2019-POST/46)和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编号5003220056)共同资助

 

随着公共思想的兴起，一系列由私人所有，但对公众开放的经营性私园逐渐出现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纽约、东京、上海等世界主要城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城市公园等公共场所和住宅庭院等私人领域的景观形式。此外，这些园林在规划建设、运营方式与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特殊性，并最终促成私家园林进入公共领域[1]。

 

然而，学界却未对经营性私园给予足够关注。虽然既有研究已对该类园林的造园特色、公共空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其多数仅从微观视角出发聚焦于某座城市的一个或数个个案展开分析，却忽略了该类园林实际是一种遍布全球的景观现象[2-12]。因此，如何走出这些园林所在城市或个案的文本局限性，从宏观视角出发，立足世界景观发展历史，高屋建瓴地检视经营性私园的国际共同性和差异性，成为进一步推进全球景观史和经营性私园研究的关键所在。

 

在众多经营性私园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这不仅由于2座城市的经营性私园在数量上均居英、中两国之冠(仅见诸各类史料档案就分别达5和22处之多)(表1、2)；还由于其在设计、运营等方面最为完备，经常被其他城市作为参考的蓝本，从而深远地影响了欧洲和东亚相关园林的建设[13]55。

 

更重要的是，这2座城市的经营性私园分别代表了公共思想产生的2种类型：伦敦的公共思想主要源于其自身社会文化的主动生产，而上海的公共思想则多来自开埠后的被动引入[14]125。由于在公共思想的作用下，这些对公众开放的经营性私园开始成为提供社会互动的公共场所。不同阶层、身份、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其中接触、碰撞，并与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要素发生联系：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着公共场所[15]51。因此，不同类型的公共思想也促使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在建设、运营和影响等方面均展现出不同的特性。

 

基于此，本文利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作为一种综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用于“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社会进行精确和系统的相互对比，考察其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趋同性和趋异性的发展进程”[16]。因此，本文通过该方法对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的规划建设、运营方式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揭示经营性私园的国际共性和差异性，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和全球景观史的理解。

 

1规划建设

 

1.1共同性：构筑混杂的景观

 

诚如其名，经营性私园主要是以私家园林为基础进行营造，并对公众开放。然而，尽管私家园林的园主及经营者品位喜好各有殊异，但裹挟于时代风潮之下，其无论在设计思想、设计手法、景观认知、空间布局等方面，都呈现出极大的共性特征。

 

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均采用本土文化风格作为造园主体，并在园主的个人偏好下，适当加入流行要素进行布局。例如，伦敦的拉尼拉花园、佛贺花园、库珀花园等均以英国自然风景园作为造园基础，并用欧式草坪统领全园主体[17]35(图1)。

同样上海的经营性私园也主要利用江南私家园林自然式的手法构筑景观，串联水池、假山等江南私家园林内的景观要素。几乎所有的园主，如哈同花园、徐园、也是园、愚园、九渠园等，都会在园内开筑人工湖，并在池内及水池周围栽植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18]130(图2)。

比如张园的曲沼畔就植有竹子和松树[19]，半淞园的荷池中也栽有莲花[20]。与此同时，他们还时常利用挖湖产生的土方堆筑假山，创造都市山林的景致。例如大花园内就有一座10余丈高的假山，上面散以亭台楼阁，成为沪上一景[21]80-81；而敏园内则有3座假山，其中一座更是高达7m，经常吸引游客于此停留眺望黄浦江[21]87。由此可见，经营性私园在规划建设方面依然深受各自造园传统的影响，并利用其统领全园景物。

 

 

在此基础上，经营性私园还经常利用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营造氛围，并促使其成为该类园林的一项重要特征。伦敦佛贺花园的中央就设有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3层琴台楼，其四周还有土耳其乐队演奏台、苏格兰乐队演奏台、牧羊神演奏台等多类建筑[22]。拉尼拉花园内的中央则耸立着一座高达37m的洛可可穹顶建筑——巨筒(Rotunda)[23]151(图3)。

而在上海，其经营性私园内的建筑除了传统中国园林中常见的亭台楼阁外，还有画廊、画舫、桥梁等一系列构筑物[24]94。在此基础上，园主们还经常运用典故对其命名。例如，也是园中的画舫就被称作太乙莲舟，意指太乙真人的莲叶舟[25]173；哈同花园内的一座亭子则名为水木清华亭，取自晋代谢混《游西池》的“景晨鸣禽集，水木湛清华”[26]。尤其是在徐园，园主不仅在园内设置了12处各色的建筑，还将其分别赋予“寄楼听雨”“草堂春宴”“曲榭观鱼”等题名，形成“徐园十二景”，从而在增强园林文化氛围的同时，构成出一条通览全景的游园路线[25]174。

 

为吸引更多的游人入园观光，伦敦和上海经营性私园的园主都致力于在园内修筑具有异域风情的构筑物。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而言，中国风是备受推崇的流行风尚。于是，此时的伦敦经营性私园的园主们纷纷将这一类型的建筑引入园中。比如，克雷莫恩花园的草坪内就有一座中国风的音乐台，拉尼拉花园的水池内也有一座名为“中国房子”(Chinesehouse)的水榭，而佛贺花园则将其入门处的一处马蹄形拱廊命名为“中国亭”(Chinesepavilion)[27](图4)。与之相仿，近代上海的园主们也尝试在其园林内设置欧式构筑物。张园就有一座2层的欧式建筑，名为安垲第楼(英文世外桃源Arcadia意)，并曾作为全市最高的欧式建筑而成为上海地标；西园内也有一座高大的欧式建筑，名为印泉楼[28](图5)。

 

除此之外，一些上海的园主还积极在园内引进欧洲流行的休闲设施，以增加园林的娱乐性。例如，大观园、西园、半淞园和敏园内都有西餐厅，其不仅提供西式菜肴，还出售葡萄酒、香烟、咖啡等西洋食品；而张园、西园和愚园内则设有台球室、网球场等设施。因此，异域风情构筑物与本土园林传统的结合也促成了伦敦与上海各经营性私园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吸引游人一睹奇趣。

 

总体而言，无论是伦敦还是上海的经营性私园均形成了一种混杂的景观。其在规划上，主要采用时下流行的造园风格，如英国自然风景园采用江南园林自然式布局，组织园内空间；并利用一座大体量的欧式建筑置于中心形成核心景观；而在该建筑四周则设置各类形式多样和具有异域风格的景观设施组织空间，提高园林娱乐性。正是由于这类园林通过集传统新奇于一炉的方式满足了各类游客的游赏需要，其也成为一种风靡于各个经营性私园间的组景模式。

 

1.2差异性：富丽堂皇的园林与普罗大众的景致

 

尽管这些经营性私园都致力于在规划建设上构筑多元的景观空间，但在造园风格上仍体现出一定差异性。相对而言，伦敦的园主们往往不吝成本，旨在构筑富丽堂皇的园林。如拉尼拉花园的巨筒内部就雕梁画栋，布满了枝状烛台、镜子、沙发、壁龛等难得一见的豪华装饰[29]120。佛贺花园则更是由于其奢靡的装潢，直接成为“奢华”的代名词，饱受非议[23]124。

 

而在上海，园主们则倾向于将园林建设成为满足普罗大众需求的景观。多数经营性私园内都设置了小型动物园，展示新奇动物，吸引游客前往。如张园、大观园、愚园和六三园内均有饲养猴子、白鹤、猕猴、梅花鹿、蟒蛇等的记载。此外，也是园内还供奉着一尊镌有神话《孟姜女哭长城》内孟姜女丈夫万喜良的石雕。该石雕曾作为上海的“保护神”置于上海城墙下，直至20世纪初城墙拆除方重见天日。也是园主遂将其购入侍于园内假山上，供游人祭祀崇拜[30]。正是由于类似娱乐景致的建造，上海的经营性私园也呈现出亲民情趣，从而迥异于伦敦各类经营性私园所展现出的奢靡风气。

 

2运营方式

 

2.1共同性：以盈利为最终目的

 

无论在伦敦还是上海，园林开放后，如何从经济上保障其日常运营都成为园主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也促使他们开始对经营性私园收取门票。在19世纪初的伦敦，克雷莫恩花园的门票为2先令6便士[31]；佛贺花园为2先令[32]。而在20世纪初的上海，半淞园的门票为银洋2角[20]；大花园、徐园和愚园则为1角[33]133；139。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门票仅包括入园费用，而对于园内的个别景点和其他活动还需另行收费。伦敦的克雷莫恩花园晚餐5便士，佛贺花园咖啡1先令[32]；而上海愚园听曲2角[34]74，大花园参观动物园1角[33]139；在张园泡茶每碗2角，茶座果品每碟1角[33]139。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9世纪初伦敦和20世纪2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工资分别为3先令9便士和2角[35-36]。因此，在这2座城市中，游览一次经营性私园的费用约等于工薪阶层一天的薪水，其价格虽然不菲，但也并非高不可攀。

 

除此之外，园主们还不断创新运营方式以攫取利润。这其中最常见的形式当属场地转租。比如伦敦的克雷莫恩花园就曾于1845年易手新主进行二次开发[37]；而上海的张园也曾将其水上舞厅转租给华发公司接管运营[38]。此外，一些园主则在园林草创阶段就将其视为投资项目，通过出让园林部分股权，达到募集建设资金和分担建设、运营风险的目的。1887年李逸仙就用此方法创办了西园[5]80；而1888年卓乎吾也用同样方法设立了大花园[21]80。然而无论哪种方法，虽然会令园主牺牲部分园林的所有权，却可使其在经济上和承租者双双获利，达到双赢。

 

为增加门票收入，经营性私园的园主们还经常在园内举办各类特色活动吸引游人。伦敦的库珀花园、马里波恩花园、佛贺花园等每周都会在园内举行盛大的音乐会和烟火表演，而克雷莫恩花园和佛贺花园也时常举办热气球飞行展示[39]730。在上海，愚园就经常上演魔术杂技表演、琵琶会、髦儿戏[40]108；徐园则连续20余年举办兰展、梅展、和菊展等各类花展[40]102。除此之外，园主们还积极借助各类宣传手段提高园林知名度。无论是伦敦的《DailyNews》《TheExaminer》，还是上海的《申报》《东方时报》《大公报》等都不乏各类游园广告，宣传园内美景、活动，吸引游人观光。而一些地处偏远的花园甚至通过免费通勤的方式吸引游客。比如在与市中心一河之隔的上海大花园，其园主就特意安排了通往市中心的免费轮渡，方便游客往返[41]。

 

2.2差异性：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

 

相对而言，伦敦经营性私园的设立目的较为单一，主要作为上层阶级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在上海，除了大花园、张园等园林因同样原因而开设外，部分经营性私园则展现出一项伦敦经营性私园所不具有的功能，即帮助园主提升社会地位。这主要与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传统有关，并在徐园和哈同花园等由商人开办的经营性私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徐园园主徐鸿逵本是蚕商出身，却对文人雅趣青睐有加[42]58。

为此，他以徐园为中心成立了徐园书画社、诗社等一系列文化社团，并经常邀请文人雅士、社会名流来此雅集。而这些社团和活动不仅满足了园主个人对于文化的追求，还为徐园带来了“雅地”的美誉[43]。与之相仿，哈同花园的主人哈同也利用该园接待了孙中山(1866—1925)、末任湖广总督瑞澂(1863—1915)、两广总督岑春煊(1861—1933)，以及隆裕太后生母等一干名流贵胄，并借此跻身上流社会[44]125。因此，借由这些经营性私园的运营，上海的园主们不仅攫取了经济上的利益，还获得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提升，可谓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