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

 

3.1共同性：传播文化、技术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伦敦还是上海的社会精英都尝试以经营性私园为中心引进、推广先进技术。这也促使经营性私园在作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聚会庆典的关键场所的同时[45]，成为城市内重要的公共空间。中国的烟花虽然早在15世纪就已被引入英国，但一直作为鞭炮使用听取声响。直至18世纪下半叶，一些社会精英才通过在伦敦的拉尼拉花园和佛贺花园内燃放的方式，促进了烟花在英国的流行，并因此成为节日庆祝的保留节目[46]43。在上海，经营性私园也推动了电灯的普及。

在电灯引入中国之初，坊间曾有传言电灯会引发雷击，人们也因恐慌而拒绝安装电灯[47]。为了矫正这些认知，电力公司借助张园的声誉在园内举办了一场大型灯光秀。随着上百盏吊灯在园内亮起，这些误解也在游人的感叹声中消弭于无形[48]142。此外，张园还在1890年分别举行了气球和跳伞表演，使中国民众第一次目睹了跳伞这一体育运动[34]76。正是由于这些活动的频繁举办，一系列新技术也经由经营性私园被引入伦敦或上海，成为风尚。

 

此外，经营性私园也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根据地。在伦敦，随着佛贺花园等经营性私园歌舞秀和游行表演的每日上演，这些娱乐形式开始在伦敦悄然流行；在园内中国建筑的带动下，中国风也在英国进一步盛行[29]118。而在上海，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列强的欺凌，这些经营性私园则成为进步人士宣传自己政治理念的场所。1902年著名知识分子和革命家蔡元培(1868—1940)和章炳麟(1869—1936)每周末都利用张园的安垲第楼发表演讲，声讨当局[21]77。

1903年10月，又有100多名革命者聚集愚园，抗议沙俄侵占中国领土[21]83。借助着经营性私园的东风，这些文化和思潮都在城内迅速蔓延开来。正因如此，经营性私园也成为城市内重要的公共空间，促进着居民日常生活的碰撞和城市的变迁。

 

 

3.2差异性：与传统习俗的碰撞

 

由于上海的公共思想主要来自外部引入，这也促使其经营性私园展现出伦敦同类园林所不具有的社会影响，即与中国传统习俗的碰撞。这主要体现在女性游园方面。伦敦的经营性私园一直是女眷游憩的场所。但在中国，由于乾隆以来公共场所男女之防的政策，经营性私园的私人拥有属性则成为这些禁令的灰色空间[49]68。在园林景色的吸引下，许多女性开始成为其中的常客：她们不仅利用节假日于此游玩，甚至稍有闲暇也会到园内赏花喝茶[50]161。由于这些女性游客可以为园林带来可观的收入，园主们对此也不禁止。更有一些园主刊布规定妇女免费入园，鼓励她们在园内消费和带动其他好事者入园[51]。受此影响，女性游园也成为20世纪初上海一项饱受争议的话题。更有一些社会舆论对其大加苛责，指斥园主“厚颜无耻”，污名女性游客为“妓女”，直至逼迫相关园林取消女性免费游园的规定方才罢休[52]。

 

 

此外，上海经营性私园的运营也与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相冲突。夜间游园曾是伦敦经营性私园一项悠久的传统，并深受各类游客的喜爱[53]。同样，张园、愚园、半淞园等园林也曾于夏秋两季的夜晚开设“夜花园”专场，提供电影、戏剧、魔术等休闲活动。但是，该项活动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部分社会舆论认为，园林夜间营业会令一些青年男女借此机会混杂其间，做出违背“男女授受不亲”的举动，因此对其大加批驳以维护风化[54-55]。一些居民也对园林夜间营业产生的噪声颇有怨言。比如，西园附近一家医院的医生就曾致信报馆投诉这些“每夜通宵达旦游客往来车马不绝，现交夏令医院病人甚多，日间诊治已经劳苦，夜间似此喧闹殊难安枕”[56]，因而要求政府禁止花园夜间营业。《申报》更是列举了花园夜间营业的另外4种弊端，包括“流氓歹徒潜伏各园抢劫财务攸关治安”“好游者种种消耗攸关经济”“侵犯风露饱受寒气攸关卫生”“不遵宵禁易启外人干涉内政之端攸关政体”[57]。

 

迫于这些社会舆论，上海的经营性私园不得不于20世纪20年代终止了其夜间营业的形式，以顺应传统习俗。由此可见，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在女性和夜间游园方面，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取向：伦敦经营性私园的相关活动因顺应传统而持续延伸，但上海经营性私园的相关活动却因悖与传统而发生碰撞，并最终趋于妥协。

 

4结语

 

通过超越园林个案的局限，利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进行比较分析(表3)，可以发现这2座城市内的该类园林均展现出一定国际共性。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2座城市的该类园林展现出微观个案研究所不具备的宏观整体特征。借由这些特征，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景观历史的发展脉络、演变历程，进一步认识经营性私园的景观内涵、学术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回视个体案例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从而促进其当下的保护利用。

 

具体而言，这2座城市的经营性私园都体现出一定的国际共同性。尽管由于经营性私园主要以私家园林为基础进行营建，其在个体园林上具有一定差异，但裹挟于时代风潮之下，其在建设上多以采用当时流行的景观风格作为主体，并在园内设置各类形式多样、具有异域风情的建筑设施，从而构成混杂的景观。为了获得盈利，园主们则普遍对园林收取门票，引入新型经营模式和特色娱乐活动，并最终促使这些园林成为推广新文化新技术的城市公共空间。

 

然而，由于公共思想来源的不同，这些经营性私家园林也表现出一定差异性。由于伦敦的公共思想主要源于社会内部，其经营性私园无论在规划建设，还是运营方式与社会影响上都体现出对于既有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适应，并促使这些文化习俗借助经营性私园的平台进一步扩大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相较而言，上海的公共思想则主要来自外部引入。

 

因此，其在促进经营性私园出现的同时，也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秩序发生碰撞，并通过园林表现出来。但无论公共思想源于何处，私家园林都借由经营性私园的兴起转入公共领域，成为遍布全球的景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