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国际大河流域对比分析

 

摘要：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和长江大保护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下，有必要开展国际视野下的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研究。通过国际比较、空间荟萃分析、个案研究，基于“保护价值-人为干扰”分析框架，对全球大河流域自然保护优先度及自然保护地现状进行评价，筛选出亚马逊河、湄公河、育空河、多瑙河4个典型案例，剖析其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异同。

研究发现：

1)长江流域整体属于“高价值-高干扰”区域，局地存在较大空间差异；

2)国际大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治理主体和途径存在普遍共性，但在空间优化模式和关键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治理主体、驱动力、治理途径、空间优化模式、关键议题等方面提出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建议。

 

随着“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对“30×30”计划(到2030年全球至少30%的土地实现有效保护)的探讨，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已成为全球重要议题。目前，中国“长江大保护”战略持续推进，《长江保护法》中提出“国家统筹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2021年11月发布的《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完善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以长江流域为单元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自然保护地是长江流域这一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复合体中最重要、最精华的自然生态空间载体[1-2]；第二，长江流域面临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珍稀水生物种濒危、湖泊萎缩等复杂严峻的生态问题；第三，是响应长江大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对于黄河等其他大河流域亦具有借鉴意义。

 

国内自然保护地体系相关研究主要为国土尺度[3-4]和各级行政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等区域尺度[5-7]，流域尺度的研究较少[8-9]。与其他尺度不同，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更为明显的连续性和开放性特征。连续性是指需保护从上游、中游、下游到河口的生境连续性，以及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开放性是指流域自然生态系统与生产生活、交通运输等社会经济系统存在频繁、复杂的物质和能量交换[10]。

针对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研究，首先需要建立对长江保护地位的科学认识，并充分借鉴国际大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经验。本文中的大河是指“流域面积超过16.4万km2，长度大于1400km，年平均水流量大于2400m3/s的河流”[11]。

 

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问题：

 

1)在国际视野下，长江流域具有怎样的保护地位？

 

2)国际大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经验可为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选择提供哪些启示？

 

因此，本文在梳理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荟萃分析、比较分析和个案研究法，建立了基于“保护价值-人为干扰”的大河流域自然保护优先度分析框架，揭示长江在世界大河流域中的保护地位，并筛选出典型案例剖析其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经验，最后结合长江实情提出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

 

1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建设现状

 

 

通过对长江流域内国家公园(含体制试点区)(5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2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98处)、国家森林公园(323处)、国家湿地公园(310处)、国家地质公园(88处)共计6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分布(图1)和面积(表1)统计可见，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已初具规模，共有95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28.55万km2，占流域总面积的15.9%③。



其中，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面积主体，分别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33.6%和24.3%；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是数量主体，但面积占比较少。

 

从分布上看，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依次为长江源区(50.2%)>长江河口区(17.8%)>长江上游区(不含源区)(15.4%)>长江中下游区(9.5%)，各区水平差异较大。结合规模来看，面积较大的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秦巴山脉，以及巢湖、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区域，中下游区自然保护地面积普遍较小，且呈散点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