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古琴活动的文化意象及其空间组织

 

摘要：作为“琴棋书画”之首，古琴与其相关的抚琴、听琴等活动，是中国古代山水与园林中的重要活动，塑造了以古琴为主题的园林空间与园林意境。基于古琴活动的图文史料和园林实存，通过图文互证的方法，归纳了古琴活动文化意象从神性到诗性的变迁历程，以及此历程推动下的活动方式雅化和活动场所范式化。最后从古琴声音审美的“和”“静”“清”“远”4个方面，总结了园林古琴声景空间组织的典型方式。探索了古琴活动文化内涵和空间场所的耦合关系，对理解中国园林的内在形成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园林，为园居者所有生活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条件[1]，是一个集视、听、嗅、幻、意等多种感官要素为一体的文化空间[2]。认知园林生活艺术的文化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考察其空间构成、空间秩序、与空间竞争[3]，从而把握园林生活内容与园林空间生成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园林美学的关键。古琴，是中国古代“雅乐”的“八音之首”，也是文人“琴棋书画”的四艺之首。

古琴演奏是祭祀典仪中的主要仪式，山水游赏时的艺术踪兆，此外周维权[4]322、侯迺慧[5]、贾珺[6]等学者明确指出其更是融入园林生活乃至是塑造园林空间的重要园居乐器声景审美的景点类型，抚琴空间是否形成了相应的空间组织特征?回答这些问题是阐明古琴活动文化意象和审美要求对相应园林空间塑造过程的关键。1从神性到诗性：古琴活动文化意象的历史变迁古琴地位崇高，内涵玄洽。古琴活动文化意象的耙疏是理解古琴活动方式，进而归纳空间组织特征的关键。在社会的更替及审美的变迁下，古琴活动的文化意象以带有宗教信仰和神话思维活动。《园综》[7]所收录的西晋至清代的322篇名园园记中，提及古琴活动和古琴景点的园记有42篇之多。

现有的园林遗存中，网师园“琴室”、退思园“琴房”、怡园“琴馆”、惠荫园“琴台”、静宜园“韵琴斋”、静明园“峡雪琴音”、避暑山庄“峡琴轩”等景点，足可印证以古琴为主题的景点是中国古典园林景点中的重要类型，并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古琴相关景点发展变迁及空间特征的研究，对理解中国园林空间的生成有典范意义。那么，古琴活动空间缘何可成为一个典型景点类型？哪些古琴文化审美意象推动了园林古琴景点的发展？作为包含特殊乐器声景审美的景点类型，抚琴空间是否形成了相应的空间组织特征?回答这些问题是阐明古琴活动文化意象和审美要求对相应园林空间塑造过程的关键。

 

1从神性到诗性：古琴活动文化意象的历史变迁

 

古琴地位崇高，内涵玄洽。古琴活动文化意象的耙疏是理解古琴活动方式，进而归纳空间组织特征的关键。在社会的更替及审美的变迁下，古琴活动的文化意象以带有宗教信仰和神话思维的神性意象为始，经过文人对其的人格化与情化，演绎融入士大夫的人格建构中，并与山水文化相连，渗透到文人诗意的园居生活情趣之中，最终形成以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为特征的诗性意象。整体上呈现与“巫-王-儒”3类主要活动主体相关联的神性到诗性审美意象的转变。

 

1.1祈天法器与乐教礼器：春秋以前的神性文化意象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始于上古祭祀的“舞乐”活动，是祭司巫史沟通天神、祈求庇佑的法器。在周朝创立了礼、乐共融的礼乐制度，开启了集伦理教化、行为规范教化为一体的乐教之后，古琴活动逐渐礼仪化，古琴成为维护礼制的乐教礼器。古琴的构造“上圆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厚八寸，象征八方；广六寸，象征六律”[8]，包含了天文律历、山川地理、文字度量的内部规律。此后，“五行”“五常”等社会、宇宙图示也逐渐附会扩充在古琴音律中，使操琴之人能自觉落实到对自然、社会规律的顺应，以此来保障天人、君臣关系的严密逻辑。

因而古琴被称赞有“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神性功能，奠定了古琴国之重器的地位。《周礼·春官》记载：“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征，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9]”古琴是西周雅乐郊社、宗庙、飨宴等大典中重要的仪礼奏乐之器，冬至日奏于圜丘祈天，夏至日奏于方丘祈地，奏于宗庙祭祖，建构出了侍神侍宗的神性审美取向。

 

1.2修身之器：春秋至两汉文化意象神性到诗性的过渡

 

经历了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古琴的身份虽然随着礼制的式微而下化，但却并未沦为娱乐淫声。《左传》载：“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10]”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无法立刻激起感官上的愉悦，从而可引导弹奏者的理性思考，契合了儒家心平德和的乐教思想，因而受其推崇被赞誉道：“八音广博，琴德最优”[8]，成为人格之美的精神象征。

汉代，士阶层成为古琴的直接实践者，故而有《礼记》中“士无故不撤琴瑟”[11]之言。相比于瑟的形制庞大、演奏复杂、音色凄婉，琴更加灵巧便携、温润中和，文人则更青睐于琴。东汉之际抚琴更是成为和读圣贤书同等重要的士人生活内容。张衡《归田赋》中咏：“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12]”由此，古琴逐渐步入士人日常修身活动的范畴。

 

随着古琴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成熟，古琴活动也同时开启了不附着道德意义的另一种与士人生活融合的抒情自娱的活动方式。郭茂倩收录的《乐府诗集》琴歌中，以操、引、怨、吟等具有情感性标题命名的琴歌占到了相当的比例，印证了古琴艺术抒发情感的艺术倾向[13]。此外，山水审美的萌芽，使琴人发现抚琴之时山水移情的奥妙，因而《列子·汤问》中伯牙、钟子期“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的佳话广为流传，不仅使得听琴活动成为知音相惜的象征，也使抚琴活动与山水文化结缘。

 

1.3畅叙幽情之雅器：魏晋以降的山水园林诗性文化意象

 

1.3.1魏晋南北朝：俯仰寄意，携琴游冶

 

魏晋南北朝时期，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认为弹奏古琴应抒发个人情感，表达审美理想。所谓“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14]，弹琴成了魏晋南北朝世族子弟必备的文化技能，古琴渗透其日常生活，成为彰显士人才情的文化符号。庄园和别墅的频繁兴建，为古琴进入园林生活提供了契机。陶渊明有诗“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15]。名士徐勉“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履，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16]之语，构建了文人隐士心中亲近自然、琴书相娱的园居生活理想。

 

与此同时，自然山水是魏晋文人心中显示高逸人格的喻体，因而以审美对象、艺术母题，艺术场所的身份频繁出现在文人的面前。魏晋士人悠游山水之时好携琴而奏，与山同眠，与川同纳。宗炳谓：“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17]”古琴将人性与自然性相接通，从移情到忘情、忘言、忘机，找到天地和心灵的回响。无怪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道：“志在山水、琴表其情。[18]”

 

1.3.2唐宋—明清：素心雅趣，伴琴幽居

 

隋唐，文化艺术高度发展且自由化、开放化，文人与琴大规模结合，“文人琴”的概念正式形成。文人群体在获得社会认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有闲阶层，其生活方式向其他群体渗透。随着唐代文化的历史化以及西域胡乐的传入，古琴成为“古调”，进一步加深了其孤高文雅的品格色彩，从而强化了审美要求。“琴棋书画”的俗语正是在唐代出现，并逐渐作为文化品位与修养的代表。

抚琴活动更多地融入生活态度，融入行住坐卧中无处不在的对美的感受，成为生活内容。白居易曾自云“嗜酒、耽琴、淫诗”“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19]。可见古琴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谓素心雅趣便是如此。白居易在营建其履道坊宅院中加建“琴亭”以琴酒相娱；王维于“辋川别业”里建“竹里馆”弹琴长啸，随着文人园林的兴起，营建琴景也开始成为文人造园活动中的一项雅趣。

 

两宋皇室极力推崇古琴，以宣誓尚雅的审美基调。宋太宗亲制古琴、宋徽宗作《听琴图》，古琴以更加古雅的形象出现在两宋士大夫阶层当中，也几乎成为一种普及性的乐器，并充当着重要的文化交流媒介[20]。随着园林艺术水平的登峰造极，园林真正意义上成为古琴这一生活艺术活动的诗意场所。皇帝对古琴的喜爱使得古琴活动超越雅乐乐器以文人乐器的身份走入皇家园林之中。抚琴活动与文人园林的关系更是水乳交融。沈括将园林中的“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等活动称为“九客”[7]83并以琴为首；朱长文的乐圃：“冈上有‘琴台’……予尝抚琴赋诗与此”[7]205；米芾于致爽轩中：“石长几一，便于鼓琴”[7]424，足可描摹出宋代文人伴琴幽居的娴雅生活。

 

宋代古琴的雅正高古之品，将明清时期的古琴推向高雅的极致。《考槃余事》中道：“琴为书室中雅乐”[21]102，《遵生八笺》中更云文人雅客：“不可一日不对清音”，甚至“纵不善操，亦当有琴”[22]546。明清文人以古琴不断地区分“雅”与“俗”的差别，以一种艺术化、曲高和寡的生活情趣，来彰显其文才学养[23]。因而古琴审美著作也开始对古琴活动的场所、方式有诸多规范。明清文人园林的繁盛，全面满足了文人抚琴的此多需求，“清夜月明，操弄一二”[22]537，园林抚琴空间得以勃发。极具闲情雅趣的抚琴活动伴随着文人的生活审美习性成为明清文人艺术化的园林生活方式，达成审美与生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