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史论的奠基与大成

 

汪菊渊在园林史论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学术成果丰硕。他的园林史论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1945—1949年，1945年他与陈俊愉合作发表《成都梅花品种之分类》后嘱咐陈俊愉“你把梅花研究接着搞下去吧。



至于我，已决定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园林史了！”[10]该年汪菊渊决定将研究重心从植物转向史论，成为他研究中国园林史的起点；二是1949—1976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学科建设的需要，他在编写教材的同时展开研究，1958年编撰《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11]和《外国园林史纲要》[12]，1963、1965年陆续在《园艺学报》发表《苏州明清宅园风格的分析》[13]和《我国园林最初形式的探讨》[14]等文章，将史论研究与教学深入结合；三是1976—1996年，汪菊渊着重对中国古代园林历史进行总结，1982年以来在《林业史园林史论文集》（第二集）发表《北京明代宅园》[15]、《北京清代宅园初探》[16]，1985—1986年，分4次在《中国园林》发表《中国山水园的历史发展》系列文章[17-20]，改革开放后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园林史》[21]，潜心收集资料，注重“史识、史料、史笔”三重要素，完成里程碑式的著作[22]，为园林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3]（图10、11）。

 

汪菊渊的园林史论研究思想可以从中国园林的研究方法、类型内容、最初起源、艺术创作，以及外国园林的形式演变5个方面来认识。

 

汪菊渊在《中国古代园林史》前言提到研究古代园林会面对四重困难：古代园林实物难以保存、古代园林的文字史料零散而不易搜集、园林创作的理论专著直到明代《园冶》才初见系统、研究园林及其历史的发展需要与绘画等其他学科结合。由此引出对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在他的很多论著中都有涉及，其主体思想是：一切要以史料为依据，注重对文字和图像资料的辨别，对有实物存留的园林还要结合现场调查，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指导还原园林的历史真实。

 

关于中国园林的类型，汪菊渊指出：“在我国古代的类书中，无论囿、苑、园池、山池、园、园圃、第宅的宅园部分，还是山居的别园部分，都是同一范畴的对象，今日通用‘园林’这个词来概括。”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又有进一步的拓展，不但有庭园、花园、宅园、公园，还有场园(小游园)、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和风景区等类型，并深入辨析了园林与绿地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园林史的梳理，起源问题非常重要。汪菊渊《我国园林最初形式的探讨》一文论证了中国园林的最初形式是囿。他指出园林的兴建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园林的兴建从奴隶经济已相当发达的商殷开始。囿的出现满足了当时统治阶级畋猎游乐的喜好，作为游憩生活的园地，符合园林的最初形式，为中国园林的源头。

 

 

研究园林史的目的之一是探索其艺术成就并指导当下的创作。汪菊渊指出：“中国园林的本质是以创作山水、自然为生活境域的山水园，是包括了山、水、泉石、云烟岚霭、树木花草、亭榭楼阁等题材构成的生活境域，其中以山水作为骨干。”他以山水为主线，梳理了中国山水园的发展历程，指出以隋唐宫苑为转折点，此前秦汉魏晋的宫苑以豪华壮丽、气象宏伟的宫室建筑为主题，虽有曲折变化，仍有轴线可寻；此后宋、元、明、清的宫苑重点不在宫室建筑群而在乎山水之间，淡化轴线处理，主要从景上着眼，将山、水、建筑、植物互相协调地结合，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意境。这些论述对于认识和弘扬传统园林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中国园林，汪菊渊还按照地域和时代介绍了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俄罗斯的古代园林，以及近现代的西方园林。他指出，在认真总结和继承中国园林遗产及其优秀传统的同时，还应吸收世界各国园林对我有用、有益的部分，充分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园，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展开光辉灿烂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