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设计的剩余空间微更新方法论

 

当下的一些微更新实践已经可以看到社会设计观念和创新方法的痕迹，能够作为方法论构建的案例来源。笔者基于归纳分析发现，目前在视野聚焦、方向把握、平台搭建和制度保障4个方面仍需要推动转变观念及做法（图3）。

 

 

要达到剩余空间不同利益主体的预期目标，离不开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微更新需要更关注人使用空间的体验和感受，契合不同使用规律和偏好，更加精细化地反映人与各类空间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物质设计角度来说可以强化两点。

 

1）构建场景体验。徐前进[26]认为公共空间使用者的情绪、观念等可以传递到物质空间中，富含情感的公共空间具有改变集体叙事的可能。因此，构建场景体验需要关注剩余空间使用中的“情感通路”，通过兼容多种可能性，尊重、包容、引导每个使用者的公共生活，建立空间与使用者的亲密关系。

 

微更新要想能够真正优化使用者的公共生活，就必须将效益从空间本身转移到社会中去[27]，需要基于生活场景来调整空间功能配置及组合关系。实践中的常规手段主要是增加儿童游戏场地、老人闲聊空间和青年健身设施，这主要是在功能上“补短板”，即弥补空有场地而无功能的不足；而附加手段包括增加极限运动空间、遛狗活动片区和自然教育场地等，满足使用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使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强化场所精神。很多剩余空间包含丰富的集体记忆乃至历史信息，因此挖掘剩余空间的情感记忆和隐藏的场所价值能够唤起使用者的场地依恋，并能够在更新时将其改造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空间[28]。在实践中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符号，如上海杨浦滨江段利用第十二棉纺织厂的工业记忆，以“编织”为理念设计慢行空间和休闲场地，为周边居民提供开放的历史体验（图4），并通过符号强化、激活人们在使用公共空间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使其文化意义得到丰富和传承。

 

 

剩余空间其实并非孤立、零散的点，而更像社会网络中逐渐黯淡和消散的节点，亟须采取激活手段使其重新“入网”。剩余空间微更新可以将曼奇尼[30]提出的“接近性（proximity）”作为空间设计标尺，呼唤紧密的连接和亲密的社会关系，将分散布局的剩余空间作为消除空间隔离、缩短空间距离的突破点，将其恢复为社会交往中充满未知性和吸引力的地点。从物质设计角度来说可以侧重两点。

 

1）尽力维护“附近”空间的异质性。既要尊重日常生活的购物、医疗、教育的场所需求，又要突破功能主义和配套设施的局限，将邻里空间和公共设施建设为不同阶层邻里交往的中心[31]，满足与社会群体产生互动和交集的情感需要，在精神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将剩余空间变为公共生活的落脚点[32]。

 

保护现存的尚未被资本化的微小市井空间，需要以更加在地性的手段延续其存在、维护其魅力。结合中国的“社区生活圈”和“口袋公园”规划，可以从日常服务角度提出“补短板”设计，借助公共空间功能的完善来补全城市居民“附近”公共生活的空白。同时，预留自下而上的生长性，让日常生活的使用者成为建设者，参与创造各具特色的空间功能和使用规则，如社区闲置空地变身为公共健身中心、儿童艺术之家、都市农园等。

 

 

2）适度摒弃“附近”空间的效率标准。从实体空间更新到社会关系改良，设计者必须适度摒弃对秩序、机动性（流动性）的追求和对功能、效率的执着，以生态社会的观念分析空间的内在秩序，有时候甚至需要制造空间中的“不方便”引导人们停驻、思考和交往[33]。很多国内外实践都在尝试采用不同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增加具有吸引力的“附近”新节点。

 

瑞典提出的“1分钟城市”计划是期望以全民共创的方式，由居民改造家门口的每一条街道，从而实现末端社会关系的优化；中国有的城市则从公共设施和装置入手，在都市丛林中增加或自然、复杂的，或实用、美观的物质载体吸引过路者，如上海MicroNature公共艺术装置和田林东路展示栏装置、休憩设施都是增加了人与空间、人与人的对话机会，使空间中生长出具有无限社会交往可能的新节点。越来越多的设计方案期望增加剩余空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达成文化、历史等层面的意义植入。

 

 

公共空间中的多元利益是动态平衡的，微更新过程既需要以“治未病”方法尽量提前化解潜在矛盾纠纷，又需要以循证的逻辑建立可行的反馈优化机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能够突破两大难点[34]。

 

 

1）前期推动达成共识，目前在剩余空间微更新实践中对空间社会问题的识别和判断主要有3种做法。一种是面对周边情况相对简单的剩余空间，能够从广泛调查与专业经验中与各参与方快速达成设计共识，如江苏昆山市三里桥桥头空间更新，综合考虑公众的健康诉求和自然愿望，以及政府的工程示范效应，按传统方式展开方案设计，形成集观赏、游玩、健身于一体的综合口袋公园（图5）。

 

另一种是面对相对复杂的社区更新情况，要兼顾效率和满意度，通过“空间+，的多形式组合策划推导出多数满意结果，通常需要设计者与不同参与主体（居民、社区物业、街道办）多轮协商，以“时空规划方法”①尽可能多地满足需求，最终实现废弃建筑再利用、停车需求适度满足、儿童游玩设施可玩性增加、环境美化等多重效益。

 

还有一种做法是从更长远的视角规划剩余空间，预留发展可能性，往往通过设置更远大的公益目标（如生态修复、农业开发、历史保护）以避免局部利益纠纷。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Krater花园项目以低影响开发方式将剩余空间改造成为城市生态教育场地（图6）。

 

2）后期项目运营维护，可以依赖不同类型的共享共治平台（关爱弱势群体型、政治目标响应型、公民权益维护型、社区优化公益型、可持续与弹性未来型等）[35]。


社会设计在过程中可以考虑引导培育相应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引导设计权力下放，培训和指导使用者利用可拆卸的设施、可循环的材料、可创作的场地等发挥创新力，发明新用法、新摆法、新做法等；另一方面推动非专业型设计平台，特别是提升项目使用者自发建立的社区优化型机构的组织能力，允许使用者从权益、兴趣角度建立具有监督、维护和管理职能的团体，鼓励策划自发性社会行动，持续收集使用者意见和建议，形成良性循环。此外，还可以直接借助第三方力量实施管理，利用公共基金购买公共服务或企业协议经营权等。如在珠海部分社区体育公园中，需要专业运维的部分空间就由政府和居民团体联合出资外包物业服务，并适当转让经营权限，允许提供特定类型的商业服务。

 

 

剩余空间中潜在社会效益的释放需要积微成著，因此社会设计最终要关注公众话语权的扩大、参与权的保障和执行权的效能，考虑为自治力量提供有力支持。据国际经验，关键的社会机制不仅包括政府的各类简政放权政策，还包括社会组织更为基础和长效的孵育机制。

 

1）政府可以通过创新微更新制度来鼓励私人产权所有者灵活筹措资金、自主建设运营，从而推动非公属性剩余空间的公益化更新[36]。比如可以通过奖励方式引导企业关注商业服务设施周边的业态环境和活动人群的需求，以提供户外公共观赏、游憩、交往空间等。如在北京三里屯街区更新中，由17家企业组成的“关爱联盟”就投资建设了一批微花园和共享书屋等。政府还可以组织各类基金会鼓励集体产权所有者自行立项申请补贴，提供责任规划师和专业志愿者的力量，从资金、人力上有效节约成本，推动微更新项目快速落地。如重庆白马凼社区以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建立“建—管—运”全链条的多方参与机制，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和缺乏健身空间等问题。

 

2）政府还需要积极搭建专业孵化平台，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实践证明，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够独立完成项目调研、策划、倡议、募集资金、组建团队和后续监督，如迈阿密非营利组织FriendsoftheUnderline就负责运行TheUnderline项目，从发现空间问题到选址、方案、实施和监管，全部独立完成并大获成功。但发展中的社会组织仍然面临专业能力欠缺和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导致在与政府的政策对接上，特别是空间更新涉及的申报、审批、验收、资金等环节无法独立应对，这就需要更多制度性的支持。

 

学术团体主导社会组织发展是当下比较便捷的一种途径，也是各大高校支持剩余空间更新的一种直接方式。如上海社区花园促进会由专业人士召集建立，从兴趣和愿景出发，逐步引发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居民的关注、参与和支持，目前已成长为庞大的景观共治平台[37]。此外还可以由社区治理机构引导组织培育，如成都天府社创中心就是在其固有行政职能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组织孵化职能，期望成为社会设计的新探索起点。

 

 

4社会性唤醒：从空间设计迈向社会设计

 

公共空间更新是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一步，城市空间资源的外在不足和空间需求的内在动力要求设计者将视线转向剩余空间，但微更新模式需要如何适应性优化还需要更多理论支撑和实践验证。社会设计视角下，剩余空间问题本质是社会网络的不协作，表现为实体上缺乏活力和认知上被忽视。将空间设计与社会行动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设计，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契机。本研究从剩余空间特征与问题出发，探索社会设计在微更新实践中如何调整传统城市更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引导传统空间设计迈向社会设计。

 

 

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学者提出的“为人民而设计”“与人民一起设计”和“由人民来设计”3个观点使设计者可以从社会设计的权利解构视角来理解剩余空间微更新，从而明确为公共利益而设计的价值导向，与多元参与主体一起设计的实践模式和设计者介入辅助设计执行的媒介角色。在方法论层面，基于国内外微更新实践案例，设计者可以从视野、方向、平台和制度4个角度展开行动：1）关注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2）以“接近性”为空间设计的标尺；3）多元参与平衡空间利益；4）空间设计同步社会机制创新。

 

在城市更新阶段，认识和解决剩余空间问题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境况。社会设计能够关注空间本体和设计过程的实践性、创新性和社会性，引入新观念、新动力和新手段。同时，社会设计在中国正处于生长期，与社会学、设计学的理论结合还有很多不足，在指导实践上也处于摸索阶段。

 

未来，借助各地的社会设计实践案例，笔者将进一步细化本研究建立起的问题分析与解决的研究框架，填充更多跨学科的关联性结论，发掘社会设计对城市更新质量提升的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