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地的社会健康效益

 

根据哈蒂格(TerryHartig)提出的关系恢复理论(RelationalRestorationTheory，RRT)和集体恢复理论(CollectiveRestorationTheory，CRT)[19]，本文提出城市绿地的社会健康效益是为使用者提供一个满足其社会健康需求的环境，包括履行社会角色、提供社会支持，以及适应他人、事、物的机会和场所。RRT关注二人组(Dyad)或小群体内持有的资源(resources)，侧重于在亲密关系中交换工具和情感支持[19]，用于解释微观尺度下的城市绿地个体社会健康效益。

例如，城市绿地内的各种交往空间为人与人的接触和交流提供机会，有助于增强其社会支持感和社会联系感，以及维系或拓展其社会关系和社交网络。CRT关注社区中集体持有的社会资源[19]。在中观和宏观尺度下，城市绿地是改善城市环境和居民健康的社会资源。例如，城市绿地作为协助社区营造和社会治理的一种方法，有助于提升社区/社会凝聚力和社区/社会资本。

 

 

作为人类健康的一个维度，城市绿地的社会健康效益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测量使用者的社会健康结果去评估。在直接测量使用者社会健康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感知的城市绿地[9]、客观和主观的邻里环境[10]，以及居民日常接触绿地[11]与居民社会健康有积极的相关性。其中，主观感知的绿地与客观的绿地对居民社会健康的影响程度不同。例如，研究发现客观的邻里环境比主观的邻里环境对居民社会健康的影响更大[10]；感知的城市绿地对居民社会健康的影响程度大于身心健康[9]。

 

多数研究通过二级指标间接评估使用者社会健康水平。在城市绿地和社会健康相关性的研究中，表征使用者社会健康水平最常用的术语依次是社会支持、社会联系、社会关系、社会交往(socialcontacts)和社交网络等。首先，城市绿地的存在为使用者提供了结识新朋友的机会，通过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交往[20-23]，有助于支持使用者的人际关系[24-25]和社会联系[26]。

其次，城市公园的物理特征和质量都与使用者的社会关系[27-28]和社会支持感[29]存在显著相关性。例如，城市公园[30]和社区花园[31]提供了一种消除社会孤立和拓展社交网络的方法；公园的规划设计与儿童[24]、老年人[32]之间具有积极的社会联系。最后，住宅周边绿地的绿化程度越高、植被比例越大、距离绿地越近，居民的社会支持感越高，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也越高[33-36]。但是这也受到绿地类型和受访群体的影响[35-36]。

 

 

社会凝聚力是表征社会环境的一个关键结构，通常指用于评估生活质量的人际动态(interpersonaldynamics)和集体努力(collectiveefforts)[37]。大量研究表明，社会凝聚力受到城市绿地的存在和质量的影响[38]。城市绿地为人们的接触和交流提供机会和场所，进而提升不同人群的社会凝聚力[3，33]。例如，城市公园[39]、社区绿地[5，39]和街道[40]是社交聚会和休闲游憩的地方，有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

此外，城市绿地也通过提升社会凝聚力促进居民身心健康[5]。例如，社会凝聚力在街景绿化和居民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中介效应[40]。但是也有一些反例，这是因为社会凝聚力的测量方法不同[41]。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42]。在早期的研究中，格洛弗(Glover)等发现了社会资本和休闲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即社区花园的存在是社会资本的结果，也是社会资本的来源[43]。之后有大量研究证明了城市绿地的存在有助于发展社会资本[44]。这些研究调查的内容包括城市树木覆盖率[45]、城市公园[20，46]等。也有研究发现，城市公园的使用是促进社会资本的途径之一[28]，尤其是公园内的社会互动(如挥手、打招呼)[20]和各种集体活动[47]。

 

 

综上，笔者认为城市绿地社会健康效益包括个体和社会2个层面(图1)。个体并非指个人，而是包括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人群，区别于影响人类健康的社会环境。其中，个体层面的社会健康效益包括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是使用者通过使用绿地获得的社会健康效益。社会层面的社会健康效益包括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是表征社会环境的关键结构，描述了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社会动态(socialdynamics)[48]。

 

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社会健康效益存在关联。个体社会健康是构成良好社会环境的基础。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促进人类健康，例如具有高度社会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国家在社会各个层面(variouslevelsofsociety)的健康状况都更好[44]。

 

 

不同层面社会健康效益的测量内容不同。在上述验证过城市绿地和社会健康相关性的研究中，社会交往通常通过受访者与亲友邻居等接触的频率和时长衡量；社会关系通常通过受访者对社会关系质量的主观评价或是绿地内熟人的数量衡量；社会支持由主要和次要社会关系提供，包括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33]和其他支持[34]；社会联系是人们对个人和他人群体的归属感及主观心理纽带(subjectivepsychologicalbond)[26]，通常通过受访者与熟人的主观和客观联系程度衡量。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源；社会凝聚力则更易受到邻里环境的物理特征影响(如城市绿地)[5]。

 

在上述研究中，测量社会健康水平的工具主要包括2种：1)使用经过验证的量表或其子项目，常用的量表包括SocialCohesionandTrustScale[10-11]、SocialCapitalScale[45]、UCLALonelinessScale[33]、TheSocialConnectednessScale[26]等；2)使用经过验证的问卷或其子项目，常用的问卷包括Duke-UNCFunctionalSocialSupportQuestionnaire[34]、SocialSupportList[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