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健康效益的城市绿地因素

 

不同于城市绿地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效益，城市绿地发挥社会健康效益不仅通过复杂的生态学和病理学级联转化[49]，更侧重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过程，尤其是提供人与人接触和交流的空间。其中，接触和体验是实现从城市绿地的客观物理特征到社会健康效益转化的关键过程。这种体验也和使用者的心理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基于欧文·朱伯(ErvinZube)的景观感知理论[50]，本文将影响社会健康效益的城市绿地因素归纳为3个方面，即城市绿地的物理特征、感知和使用，分别侧重于绿地客体、人类主体和人境交互(图2)。

 

 

城市绿地的物理特征是可量化和比较的客观指标，包括绿地的植被情况、距离、面积、设施和维护(maintenance)。首先，大量研究表明住宅附近的绿地对居民社会健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生活在绿化程度更高的社区[51]，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33，36]和社会联系[52]，进而提升其社会健康水平[10-11]和社会资本[45]。但是，绿地内的陡坡和绿篱可能会限制社会交往[53]。

其次，客观测量住宅到最近绿地的距离对居民社会健康有较大的直接影响[11]。再次，住宅周边公园的总面积对居民的社会支持有积极影响，并且比邻里植被水平的影响更显著[36]。最后，不同规模和区域的绿地在发挥社会健康效益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例如，荷兰大型公园提供了更多社会交往的机会，而小型社区公园使用者通常只和原有社群进行互动[39]。相比于郊区绿地，柏林城市中心绿地在改善社会关系方面更有效[54]。

 

 

城市绿地内的设施和维护均对使用者社会健康有显著影响。绿地类型包括城市公园[39]、社区花园[55]和街道[10]。首先，公园内的各种设施吸引人们到访并开展各种活动[20，28]，进而影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27]，有助于增强使用者的社会支持[29]，以及拓展使用者的社会网络[30]。例如，画廊或展馆等建筑对于分享知识很重要，健身和游戏设施对于运动很重要。其次，良好的公园维护会影响使用者的安全感，并显著影响使用者的社会支持[29]、社会关系[28]、社交网络[22，55]和社会健康水平[56]。

 

 

城市绿地的感知是塑造人们与绿地环境互动的重要过程。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绿地的绿度感知(perceivedgreenness)和满意度对社会健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首先，研究发现住宅周边绿地的绿度感知与居民的社会接触[22-23]、社会健康[10]和社会凝聚力[57]有积极的相关性。其次，满意度是对城市绿地的主观总体评价，显著影响使用者的社会健康、社会接触[23]和社会关系[25]。也有研究发现，北京居民对3种城市绿地的满意度与居民社会健康的相关性比身心健康更显著[9]。

 

城市绿地的安全感、可达性、美学(aesthetics)和流动性(mobility)通常出现在具体类型的绿地研究中。首先，可达性是使用者与城市绿地的心理距离。城市绿地的可达性是影响人们使用绿地的主要因素，会对居民的社会健康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56]。其次，相比于客观的距离，主观接近绿地与居民的社会接触[20]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更显著[34]。

在安全的绿地中，父母对孩子的看管程度减弱，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其他人接触[55]。反之，不安全感会阻碍人们使用城市绿地，减少使用时间[58]，限制必要活动[20，28，32]。最后，享受美学是人们到访绿地的动机之一[22，59]。令人愉悦的绿地环境美学可以促进社会交往的疗愈质量[31]，对社会凝聚力有积极的影响[57]。此外，流动性差的公园会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例如，不安全的道路和设施间的距离过大都会降低老年人走动的意愿[32]。

 

3.3城市绿地的使用

 

城市绿地的使用包括使用频率、持续时长和活动类型。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绿地的使用频率和持续时长对社会健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首先，在绿地中花费的时间越多，人们与邻居的社交接触频率越高[23]，熟人的数量也越多[28]。例如，城市公园的使用频率与使用者的社会关系[25]、社会支持[59]及社会资本[60]有显著的相关性。其次，人们使用绿地的时长决定了与他人社会关系的质量和强度[55]。例如，在绿地内的时长与儿童的自我满足和社会交往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性[22]。

 

城市绿地内的活动促进或限制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接触，进而影响不同人群的社会关系[24]和社会联系[61]。例如，坐着的公园使用者之间更容易进行交流；跑步的公园使用者之间则可能不会社交[46]。参与社交活动的人群更有可能与当地人相识[24]，并为建立社交联系提供机会[61]。城市公园中可能激发社会互动和社会凝聚力的活动，包括散步、骑自行车和烧烤等[39]。在绿地中参与志愿活动的人群比没有参与的人群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资本水平更高[62]。园艺活动有助于减少使用者的孤独感，增强其社会关系[63]，对培养社会凝聚力[64]和社会资本[65]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本文提出城市绿地和社会健康的关联路径(图3)。路径之一是基于家庭地址量化居民暴露于城市绿地的量，包括植被、距离、面积、绿度和满意度等，建立城市绿地与健康效益的“暴露-反应”关系。路径之二是量化具体类型城市绿地的环境特征，包括设施、维护、安全感、可达性和美学等，建立城市绿地的设计实践与健康效益的关联性反馈。例如，在宏观尺度分析城市绿地的数量和面积与城市居民社会健康的相关性；在中观尺度分析住宅附近绿地的类型、面积和距离与居民社会健康的相关性；在微观尺度分析公园的设计实践、使用情况与使用者社会健康的相关性。

 

在城市绿地和社会健康的关联路径中，城市绿地的物理特征、感知和使用均与社会健康具有相关性，城市绿地的感知、使用与社会健康效益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例如，绿地使用方式的差异会促进或限制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进而塑造了绿地内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例如，经常去公园的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参与集体活动或有人陪伴会鼓励人们定期到访绿地。同时，居民对绿地健康效益的感知也会影响景观要素的偏好[66]，并进一步促进或阻碍居民使用绿地[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