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与分析

 

 

预测结果显示，5种生态类群鸟类平均AUC值为0.882±0.045，表明模型预测结果精度较高。从全部鸟类来看，对模型预测贡献度最高的因子为水源距离(0.29±0.13)，其次为高程(0.17±0.04)和年降水量(0.13±0.03)。从不同生态类群来看，各类环境因子对不同类型鸟类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鸣禽受水源距离的影响程度较小，但对人口密度与坡度较为敏感；猛禽与攀禽对环境的需求较为接近，不同的是水源距离与高程对攀禽的影响最大，而猛禽则受年降水量的限制较大；对于涉禽来说，水源距离、年降水量和年相对湿度是其最大的环境影响因素；游禽相对其他鸟类而言，受到土地覆被类型的限制较大(图2)。

 

从环境因子对鸟类分布预测的具体响应来看，除鸣禽以外，水源距离对其他类群鸟类的影响均较高，且与鸟类生境分布呈强负相关的关系。距离水源越近，鸟类的生境适宜性就越高(图3-1)。对攀禽来说，高程在9m以下时满足热点生境需求，且随着高程的增加，生境适宜性不断降低(图3-2)。

对鸣禽而言，人口密度在1 113人/km2以下和坡度在2°以下时，满足热点生境需求(图3-3、3-4)。对猛禽而言，年降水量在1 743~1 749mm时满足热点生境需求，并随降水量增加，生境适宜性呈梯度下降(图3-5)。



对涉禽来说，年降水量在1 742.0~1 749.6mm和相对湿度在81.07~81.11rh时满足热点生境需求(图3-6、3-7)。游禽的热点生境则分布于湖泊、基塘、河流、滩涂与红树林等湿地类型中(图3-8)。

 

 

3.2.1  不同类群鸟类生境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Arc GIS的分级结果，鸟类的热点生境均集中于香港米浦湿地的基塘中，逐渐向沿海的红树林、滩涂与内陆的河流、山林地扩散。按照鸟类生态类群划分，游禽的热点生境范围最小，鸣禽的热点生境范围最大；游禽集中分布于基塘区域，涉禽则分布在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与香港米浦国际重要湿地的自然湿地组团中，而鸣禽、猛禽、攀禽的分布区则多数蔓延到了香港区域的山林地中，少数分布于深圳南山区的西丽水库周边地块。

2000—2020年，除鸣禽以外，其他类群鸟类的热点生境都呈减少趋势；其中猛禽与游禽的生境退化情况最为严重，热点生境减少了28%(猛禽16.0km2、游禽2.5km2)；而鸣禽的生境改善区较其退化区大，主要体现在西丽水库东西两侧林地与深圳湾公园的城市绿地中。从退化生境的分布格局来看，猛禽与鸣禽的生境退化区与深圳河流域高度重合，攀禽与涉禽的生境退化区集中在沿海滩涂与入海口区域，而游禽的生境退化区主要集中在香港的基塘周边及深圳人才公园内湖(图4)。

 

 

以2020年的结果为例，鸟类的热点生境主要分布于香港米浦湿地的基塘与红树林中，少量分布在深圳福田红树林与深圳河流域，以及米埔湿地外围的基塘与锦田河东南方向的流域中，次热点生境则分布在热点区域的外延(图5)。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深圳片区以鸟类的冷点与次冷点生境为主，部分中等生境分布在深圳湾公园等城市绿地区域，少量热点生境分布在保护区的滨海红树林区域。而香港片区则从热点生境到次冷点生境均有分布，米浦湿地与热点生境存在大量重合区域，其中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地块与热点生境基本完全重合，少部分中等生境与次冷点生境分布在滨海滩涂上，鲜有冷点生境区域。去除重叠区域后，研究区内的鸟类生境仍存在2km2的保护空缺。

 

2020年深圳湾鸟类热点生境面积比2000年减少了7%(1.5km2)，生境退化区占总研究区的15%(124.7km2)。深圳湾沿海滩涂、香港山贝河与屯门河流域的生境退化情况较为严重，此外还有深圳南山公园、深圳河流域与香港船湾郊野公园存在轻微的生境退化现象。生境改善的区域则主要集中于西丽水库及周边林地中(图5)。

 

 

从土地覆被类型的变化来看，2000—2020年建设用地扩张了45km2，主要转入来源为海域、草地与林地。河流、湖泊及基塘面积呈轻微下降趋势，主要转出方向为建设用地与林地。部分海域转出为滩涂，而红树林的面积有少量增加，分布在原有的滩涂区域。

 

 

基于2000—2020年鸟类生境的计算结果显示，基塘在热点生境中土地覆被类型的占比始终最大，其次是红树林；湖泊与滩涂的占比基本上维持稳定，而林地与草地的占比升高，建设用地与河流的比例下降(图6)。

 


 

从 景 观 格 局 指 数 的 变 化 来 看 ， 2 0 0 0 —2020年研究区NP、PD与AREA_MN 3类指数上升明显， LSI、SHDI、LPI与FRAC 4项指数类型则略有上升，而CONNECT下降幅度较大(图7-1)，说明景观趋向于破碎化，景观连通性进一步降低。通过地理探测器进行单因子分异性探测，结果表明，AREA_MN、SHDI、LSI、CONNECT、LPI、PD、NP  7项景观格局指数皮尔森相关系数小于0.01，与2000—2020年的鸟类生境变化呈现极显著相关，而FRAC的相关系数大于0.05，未通过相关性检验，说明斑块的周长、面积比值与鸟类生境变化关联性不大。从q值结果分析，NP、PD、LSI与SHDI对于鸟类生境变化的解释力较强(图7-2)，说明景观斑块的数量、密度、形状、斑块用地类型与鸟类生境变化密切相关，鸟类热点生境面积随着上述景观指数的增加而降低，即景观破碎化进一步导致了鸟类的生境质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