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京城市寺庙选址特征

 

4.1近代城市寺庙选址与路网中心性的空间耦合特征

 

基于Geoda平台，运用双变量全局自相关对寺庙核密度和路网中心性的Moran'sI指数进行测算(表1)。1840—1864年，寺庙选址与路网中心性具有一定相关性。1865—1911年，新增寺庙78处，其选址与路网中心性的相关性最大，直达性和邻近度的Moran'sI指数高达0.534和0.417，表明寺庙在城市中的位置优越，可达性较高。1912—1937年，新增寺庙30处，其选址与路网中心性的相关性减弱，直达性Moran'sI指数为0.357，表明此阶段寺庙在城市中的位置开始边缘化。

 

 

1938—1949年，直达性、邻近度和中间性的Moran'sI指数分别为0.203、0.168和0.203，反映出此时寺庙在城市中不再占据交通便利的区位。此外，直达性Moran'sI数值在各时期均最高，说明近代南京城市寺庙选址趋向于交通效率较高的区域；而中间性数值逐年升高，说明随着近代南京路网的完善，寺庙选址区域通过的最短路径逐年增多。

 

清末，城市寺庙选址多位于路网直达性、邻近度指数较高的地区，而这些区域多为商业空间。南京最早的商业中心位于城西南“水西门”，交通便利，寺庙数量众多。寺庙与商业闹市互为补充，形成“庙市”与“庙会”。

清末南京的灯市，便设在水西门附近的寺庙，《金陵岁时记》记载：“洪杨未乱之前，凡庵庙皆上灯。同光间，惟天青街之白衣庵最盛。[20]”《运渎道桥小志》记载：“由会馆南行巷尽处仍为油市，道北有炎帝庵，封崇寺僧尝以为下院焉。[9]”洪杨之乱以后，重修后的夫子庙逐渐成为南京新的商业空间，庙会遂从水西门移至夫子庙。水西门、夫子庙等地，书院、会馆、园林群集，区域内的商铺多为刻书坊、装裱铺、古玩店等[21]，其深厚的文化气息与寺庙所追求的环境甚为契合。中刹以上的寺庙，多位于城郊，如雨花台中刹高座寺等。中刹香火旺盛，这些寺庙的存在能一定程度上带动周边路网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

如卢龙山静海寺为次大刹，辖一真庵等小刹，明以前卢龙山周围“初，滋上以西为江涯，聚沙浮渚一瓯脱”，人烟稀少，自静海寺、卢龙观等建立以后，《金陵梵刹志》静海寺重修疏序中称该地“烟火万家，繇此饶积矣”。

 

民国之后，寺庙选址与城市路网之间的关系下降，寺庙不再占据城市核心位置。城市商业区北移至新街口、鼓楼，商业业态以金融、批发、娱乐等为主，这与寺庙所追求的雅致空间所背离，寺庙开始远离商业区。

 

随着民国公园、剧院、俱乐部和会所的兴起，寺庙不再是居民为数不多的可供游憩的公共空间，加之“庙产兴学”、《神祠存废标准》等政策的颁布，许多寺庙被废弃。寺庙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衰减，地位降低，逐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