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八景高度响应流域人文格局，是流域人文风土特质的集萃

 

 

长江沿线(湖北段)是楚、巴、吴文化的交互影响地带，各文化所涉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长期交融、浸染甚至征战中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并在当地留下为人讴歌的景点景物或遗迹，这些文化痕迹一般会智慧地沉淀在城市八景中。为此，本研究以方志为依据，本着注重史实、无关作者、结合地理、疑难从地的原则，将城市八景所涉得景地、景致、景物等的文化属性分为楚文化、巴文化、吴文化、本土文化4类景目进行考释，甄别出总文化景目106个，楚、巴、吴3类文化景目依序有60、16、30个，在3类景目中的占比分别为56.6%、15.1%和28.3%。



将上述景目的文化地理属性与数量用不同色彩与强度标示于千里江山剖面中(图6)，其城市八景反映的文化地理格局可概括为“主调为楚、东西强入，吴渗江南、巴抵洞庭，犬牙交错、江汉朝宗”。这与该区域文化地理的历史状况是高度吻合的。

 

楚文化影响范围覆盖两湖，涉及豫南、赣中北、徽北、苏北，甚至陕南等地。湖北作为楚国建都立业之邦，也是孕育楚文化的摇篮，这界定了长江沿线(湖北段)城市八景具有的“主调为楚”的文化地理属性，其代表性城市八景有“离湖读骚”“章台晓霁”等；而区段之西有巴文化自渝中沿三峡强势楔入，之东有吴文化自德化(九江)逆流而上蛙跳浸染，两者一头一尾与楚文化交汇于两湖平原，故有“东西强入”之说，其代表性城市八景有“巴山夜雨”“甘棠秋水”等。

长江一出三峡，巴文化势力渐微，直至洞庭湖口的巴陵(现岳阳)，又有自武陵山而来的另一支巴文化楔入，故有“巴抵洞庭”之谓，其代表性城市八景有“石鼓危崖”等；而吴文化相关的城市八景主要分布在以都城武昌(现鄂州)为中心的江南一线，这与三国孙吴政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的政策有关[45]，故用“吴渗江南”加以概括，其代表性城市八景有“吴王古庙”“赤壁春晖”等。

本区段受楚、巴、吴三大文化犬齿交错的影响，经江汉平原沉淀，并在汉阳接纳长江最大支流汉水，这是另一条具有秦巴楚与中原文化多元交融特征的母亲河，最终以“江汉朝宗”来表征这种多元族群碰撞激发出的民族大融合格局。城市八景以典型集萃的方式反映文化地理，以核心景目来强化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这使本区段的城市八景成为极具国家精神而又富有流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地理大观！

 

 

所谓人文风土是指一定地域以自然环境为载体的人与自然长久而又稳定的综合体，是人文风景在漫长的人地互动中演化而来的产物。在长江沿线(湖北段)的城市八景中就可找到不少这种天人合一的表现，下面以道家之“仙洞灵泉”为例说明。

 

长江上游的巴东是“天师道”兴盛地区，巴蜀文化特色的道教与喀斯特环境的溶洞结合，在长江中游一线形成以“仙洞灵泉”为标志的道文化风土系列。道经有云“洞者，通也，上通于天，下通于地，中有神仙幽相往来”[46]，本研究区段之始便有位于巴东神农溪口的城市八景之一“兀洞灵泉”，其洞西三里有建于宋代的用于祭拜昆仑十二上仙的楼阁[8]，提示该洞及周边曾是该十二神仙洞主推崇的“洞天福地”。

 

流域中的道家风土延续至归州的香溪河畔，出现另一处道洞一体的城市八景——“玉洞灵泉”，该洞据载是玉帝所居的“灵妙”福地，其灵在于“以金玉为津液”之“灵泉”，其妙在于“形如日月之圆，飞在玄空之中”的洞口形态[47]。

 

顺江而下至宜昌则有“灵洞仙湫”，洞室“孔穴相通、和气所出”[48]，这是道教始祖张三丰参悟天地人关系的“六合八极”宝地。长江出宜昌后两岸山势式微，经434km无洞穴的两湖平原，过城陵矶后，长江便与变质岩与喀斯特交杂的幕阜山相遇，“荆泉灵贶”即位于蒲圻(现赤壁)该山系的“福泉洞”中，其前洞叫玄素宫，是道教远古时期的玄素真人修仙的场所。

 

至江夏(现武昌)的“武昌仙境”，其载体实为武汉道教四大名观之一的武当宫，其不大的洞穴深藏黄鹄山中，作为变质风化岩性质的该洞世传为费祎再次修仙得道之所。上述长江沿线(湖北段)上、中、下游洞穴风景的变化，总体呈现为繁盛→式微→多元的变化特征，且其“洞主”也从张陵、玉虚、张三丰等道教重要人物向玄素、费祎等普通仙士过渡，这使城市八景成为长江沿线(湖北段)“仙洞灵泉”风土特色的鲜明写照。

 

 

流域风景人文风土特色还通过沿线城市八景的集萃反映在其两岸水乡的渔猎文化场景中。城市八景中出现的渔猎工具便有“渔网”“钓艇”“钓亭”“鱼鸟”“渔舫”等的不同；“钓雪”“渔火”“晚钓”等说明沿江无论四季甚至晚上均渔猎成风；而一江两岸回荡着的音调各异的“鹦鹉渔歌”“铜磬渔歌”“南市渔歌”“太白渔歌”等，可从中体会到“此乐何极”的感受。

 

此外，城市八景的流域风景人文风土特质还反映在佛教信仰、诗书传家、田园诗居等的特色表达中，限于篇幅不再赘述。